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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边第一高楼被拆除的场景
号称“西湖第一高楼”、建成至今才１３年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被实施爆破；青岛市昔日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建于１５年前的铁道大厦，也被爆破拆除。这几项拆除工程引来一片质疑：仅仅使用了十几年的这些大楼，为何如此被草草结束寿命？ 据报道，按照设计寿命，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浙大湖滨校区教学主楼至少可以使用１００年，可是所在地块被高价出让，受让方要求平整土地后重建一个大型商业项目。而青岛铁道大厦被爆破，是因为它毗邻的青岛火车站要扩建，而青岛火车站１９９３年已经进行过改建，短短十多年后，又要推倒重来。 有关专家透露，我国房屋建筑使用寿命仅为设计寿命的一半。而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明确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１００年，一般性建筑为５０到１００年。建筑的“短命”，可谓劳民伤财，是对建筑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为什么在建筑技术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一些城市建筑却变得如此“短命”？说到底，这根源于地方政府城市发展理念的偏颇。一些地方领导盲目追求政绩，追求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而在规划建设一些大型建筑时，缺乏专业的论证，全凭少数决策者“拍脑袋”，待下届领导上任，看着不顺眼就一声令下拆除。如此说建就建、想拆就拆，使城市建设陷入反复拆建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造成的浪费，埋单的往往是公共财政，却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节约利用资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彻底解决城市建筑“短命”问题，地方政府就应该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城市建设项目无论是新建或是拆改，都应组织专家严格论证，并广泛征求民意。有关部门应该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严格禁止随意拆建行为，杜绝建筑“短命”现象蔓延。 我们的周围每天都有旧的建筑被拆除，新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已经成为大众熟视无睹的城市发展标志。19层的青岛大酒店3秒内的倒掉，给了众人一个思考建筑寿命的契机。当老百姓还在议论70年后房产怎么算、物权法中是否应作出相关规定的时候，如果建筑物的寿命只有30年，这种议论多少显得有些滑稽。 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岛大酒店总高62米，全部使用钢筋混凝土建设，被爆破公司形容为“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然而在不久前的一声巨响中，这座曾经是青岛市标志的“碉堡”在3秒钟内爆破倒塌，未来将被三栋总面积8万平方米的商务写字楼取代。 一栋高楼如此“短命”不禁让人唏嘘，严重的是，青岛大酒店并非个案。据建设部统计，我国各类建筑物正以每年5亿多平方米的规模剧增，而其中大量建筑物的实际寿命仅仅30年，远低于《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年限。最大原因正是大量的城市建筑被提前终结生命。 而实际上，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中已明确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到100年；我国《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采用的设计基准期也为50年，其中临时性结构5年、易于替换的结构构件25年、普通房屋和构筑物50年、纪念性建筑和特别重要的建筑结构100年。在这一时期内，只需要对建筑物进行正常维护而无需大修，就能实现建筑物的预期功能。 目前建筑“短命”不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由此产生的建筑垃圾也对环境和土壤带来了严重危害。那么，大量建筑为何如此“短命”，又怎样才能“延年益寿”？这其中，政府角色的错位与缺位是不可忽视的关键。 首先，通观建筑专家们对建筑物短命原因所做的分析，建筑质量和规划设计是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中，都贯穿着地方政府监管不到位、决策失误、盲目追求政绩等思想的影响。 比如现在已被当作建筑质量负面典型的中国体育博物馆，这座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时兴建的纪念建筑，到2005年就已有85%以上的地板和墙体出现贯通性开裂，承重钢梁断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体育博物馆当年还曾获得过政府颁发的“特别鲁班奖”，有关部门对建筑质量的监管不严可见一斑。 规划设计则更是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由于不少地方政府某阶段的产业政策“短视”，在城市规划中不能充分考虑将来和长期发展，导致一边建一边拆的现象普遍，常常现在急于解决某问题盖的楼，没过几年就又成了解决下一个问题的拆除对象。浮躁、浪费、不科学的规划风格更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观的直接体现，总希望在短期内就改变城市面貌，只求速度和表面形象，不注重建筑能耗和功效。 其次，与我国建筑实际寿命超短的现状相比，一些外国建筑则非常长寿。比如建筑平均寿命居世界首位的英国，建筑平均寿命可达132年，“百年老屋”随处可见。而英国的经验恰恰是不仅高度重视建筑质量，规划、设计也必须经过详细论证。同时英国还注意对建筑物的维护、加固和病害处理，以延长建筑使用年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再从城市本身的演化与兴衰来看，城市本就是一个因市场化而形成的公共聚居区，虽然城市演化的路径各不相同，城市形态都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专门处理公共事务的政府官员，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涉及到每个市民的权利。 但某种程度上，我们目前不少城市建筑的演化却还不是通过市场选择与公共选择的博弈来决定的，作为市民代理人的政府拥有着实质的权力。在把GDP作为政绩考核惟一标准的思路指引下，一些地方政府难免会以经营城市为借口，大兴房地产开发，对建筑规划缺乏科学设计、对建筑质量控制不力，而置节能、环保等公共利益于不顾。眼前经济利益的考虑淹没了我们应有的科学节约的城市经营理念。 延长建筑寿命是一种最大的节约。如果更多的建筑能够完整地走完生命周期，而不是迅速进入生死轮回，如果我们的城市决策者能够更多考虑到整个城市的公共利益和长期效益，而非仅仅自己在任时经济数据的增长，我们会因此而拥有更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财富。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收益已成为市财政以及区财政的主要来源，不少城市开发的立项、标准、技术方案都以开发为主体，碰到规划有不同意见，就通过城市领导来贯彻实施，规划与开发的关系就这样颠倒过来了。周院士表示，“市长越位是中国特有的过渡时期的现象，而开发商可以决定性影响规划，意味着城市规划倾向企业和部门利益，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 价值灭失，是建筑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更不符合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与我国建筑实际寿命超短的现状相比，一些外国建筑则非常长寿。比如建筑平均寿命居世界首位的英国，建筑平均寿命可达132年，“百年老屋”随处可见。而英国的经验恰恰是不仅高度重视建筑质量，规划、设计也必须经过详细论证。同时英国还注意对建筑物的维护、加固和病害处理，以延长建筑使用年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国规划网北京8月11日电 (责任编辑：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