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我国已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只需将目光投向所谓的“一线城市”，在那里，以交通拥堵为代表的病症正在日益恶化并越发影响着市民的生活质量，曾经令我们引以为傲的大都市正在以同样的程度困扰着人们对城市的念想：城市病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城市病类同于人生理上的病疾，在病理上有内在和外在原因导致两种，也就是城市病到底是缘自自身的自内分泌失调还是添加剂过量。所谓内分泌失调，即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经阵痛；所谓添加剂过量，即外在不良因素导致城市肌理发生病变，出现病症。应该说，城市病是城市化的某种必然，没有哪个城市的发展能够完全摆脱城市病的烦恼，可是，放眼西方世界，同样是病，那里的城市却多为内分泌失调型，很少为外力的干涉所致。

　　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晚期，受自由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影响，美国城市病（内分泌失调）日趋严重，城市空气与水源污染是这一时期公众最为关心的事，此外，城市拥挤、贫民窟蔓延、交通拥塞、犯罪猖獗、土地价格高涨等问题也趋于恶化。针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不失时机地推动郊区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厂商就转向大城市郊区寻找宽阔而廉价的土地，并由此制造出10来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城市病由此得以顺利化解，直到今天，美国庞大的经济和人口仍然集中在这里。

　　反观我们，面对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内分泌失调型城市病症，地方城市不是适时地推进郊区化进程，使得各种社会资源在不同区域的城市间和城市的不同区域间得以均衡分布，而是盲目发展所谓的国际大都市，愈发地助长资源和财富的集中，一方面表现为大规模投资（重大项目投资和城市基础建设）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另一方面表现为诸如升学、就业、医疗、社会救济等公共服务和福利明显向大城市倾斜。面对城市病发初期的内分泌失调，地方政府仍然给这些城市过度地喂食添加剂，自然使得城市病症顺利完全了从内分泌失调向添加剂过量的转型。不得不说，“虚胖”“激素肉”的存在对城市的未来发展几乎是致命的。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鼓励各城市均衡发展，这其实是要抛弃唯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而制约城市全面发展的，恰恰又是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资源意味着特权。为了让特权不复存在，就有必要革除特权存在的土壤——资源过度集中，也只有国家给予不同城市间的差别化待遇少一些，均衡投入多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在哪里都可以像在北京上海那样平等而有尊严地生活，人们大可不必背井离乡地北上深广，到那时，城市病何足为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