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仅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就由2000年的36%提升到了46%，距离全球发达国家平均70%左右的城市化率已经相当近了。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曾经羡慕地看着国外城市的图片，看着那些玻璃构建的高楼大厦，看着那些千奇百怪的小轿车，所有的这些标志着现代城市的生活，当时我们只能从画片中看到。但曾几何时，所有这些都很快地来到中国，来到我们的身边。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但在这一本世纪最为重要的城市化过程中，却未出现过城市研究的大师。或许，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虽然速度很快，但却粗糙的基本特质吧。

　　2004年， 我邀请了世界城市研究领域的大师彼得·霍尔教授参加了《与彼得霍尔爵士对话-交通与世界城市》的大型主题讲座暨研讨会，实际上这位享誉国际的城市研究的大师是第一次光临中国大陆。大师年逾古稀但精力充沛，自己背着行李，从机场的国际出口快步走出，根本就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反倒像是一位走南闯北、行迹遍天下的人士，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这是一次成功的交流活动，而且影响深远。这次学术活动的出资者和主要组织者安邦集团，此后逐渐发展成为了我国城市空间战略领域的翘楚公司，涌现出了一批专门的学者。而后来加入进来的共同组织者同济大学，在活动结束后邀请彼得·霍尔教授成为了学院的荣誉教授。

　　记得那一天是2004年7月25日，彼得·霍尔教授专门为此次研讨会准备了翔实的材料，70多岁的老人，整整在台上讲了一天，除了午饭以外，中间没有休息。精神之矍铄，态度之敬业，观点之充实，让我们不得不汗颜与钦佩。许许多多的上海城市规划与交通专业的政府部门年轻的官员、专家、学者乃至同济大学的学生都来聆听并与大师进行了交流与讨论。而在研讨会的前一天晚上，大师在上海还受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员陈功的邀请，在当时衡山路一间雅致的茶馆休息和闲谈。陈功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也是谈性甚浓，天气虽然很热，但操着标准伦敦口音的大师，西装革履，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透出一种贵族气质。

　　与这位可敬的老人一别之后，很长时间我与大师没有再次见过面，但我一直在关注大师的思想和研究动向。

　　据我所知，作为城市研究的大师，彼得·霍尔教授在回到英国以后，牵头主持了一项数百万欧元的欧洲POLYNET研究项目，POLYNET全称为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European Polycentric Mega-City Regions(欧洲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管理)，是由欧盟区域发展基金出资240万欧元委托完成的国际合作项目。项目由英国Young基金会(前英国社区研究院)主持，集合了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多特蒙德区域与城市研究院、拉夫堡大学，以及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八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该项目主要研究了西北欧八大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它们是英格兰东南部、荷兰兰斯塔德、比利时中部、莱茵鲁尔区、莱茵—美因区、瑞士北部、巴黎地区、以及大都柏林地区。项目主要分析比较了各城市群节点之间的联系，从而以“流”为起点，用数据来说明八大城市群多中心的程度和内涵。其基本假设是，欧洲八大城市群或多或少都呈现多中心趋势;随着人口及就业逐渐离开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小城镇之间的直接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绕过大城市或中心城市)，城市群多中心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项目最终希望证实这个假设的真实性，从而为欧洲空间政策提出建议。最后形成研究报告《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

　　时间过得很快， 6年之后，我与安邦集团总裁陈功先生受邀参加上海世博会绍兴论坛，会上我知道最后一届世博论坛将在杭州召开，而杭州的论坛将会邀请彼得·霍尔教授再次莅临中国并作主题发言。

　　2010年10月6日我终于在大会会场的前排再次看到了彼得·霍尔教授，在上海市市长韩正讲话以后，彼得·霍尔教授第一个做主题发言，他演讲的题目是《创新城市和宜居城市是相同的吗?》。在演讲中，他首先采用了Mori Memory Fund 的全球影响力城市指标体系评估的一些亚洲城市，他并且指出，上海在与东京、首尔、新加坡、香港这几个城市比较中，在研发、环境等方面对艺术家与研究人员的吸引力方面都排在后面，但是上海的居住适宜性还是比较靠前的。然后，大师又指出了全球下一轮创新潮流趋势及地理影响，即创新潮流的驱动力是IT的数字，通讯、电视和计算机的融合;新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全球高速公路的兴建;同时，赢家通吃的原则依然会同样合用，电子商务覆盖所有方面;今后新型的公司往往会拥有IT技术方面的“嬉皮艺术家”。最后，大师对全球的创新城市进行了有趣的分类，一般分为Old-established Metropolitan Cities(传统意义的国际大都会，如伦敦、巴黎、纽约), Favoured Sunbelt Cities(舒适的阳光城市，如旧金山、温哥华和悉尼)和 Renaissance Cities(新兴的艺术城市，如格拉斯哥、毕尔巴鄂、曼彻斯特等)。作为演讲的结论，彼得·霍尔教授指出，没有单一的公式、没有同一类型的城市，对创新城市的判断还需要一些先决条件并且也期待近似疯狂的设想变成为事实。

　　在我的印象中，彼得·霍尔教授总是一位和蔼的、具有贵族气质的老人，正如很多上流社会的英国人一样，比较讲究衣着，讲话语速不快，节奏清楚，表达非常清晰。这位和蔼的老人，在观点的表述方面，具有典型的英国风格，比较含蓄。我记得在杭州上午的论坛结束之后，我就跑到前排，把2004年我们因《与彼得霍尔爵士对话-交通与世界城市》专题讲座暨研讨会而编译的安邦《城市研究报告》交到彼得·霍尔教授手里，大师非常高兴，他说还清楚记得当年的那场论坛，他非常满意。这次由于是走近了观察大师，发现他的精神依然不错，但是已经开始有了些老态龙钟的感觉，毕竟他八十岁了。

　　第二天，我又在酒店餐厅里再次遇到了彼得·霍尔教授，而且我们共进了早餐，进行更多的讨论。我谈了一些对中国目前大城市城市化的一些看法，认为虽然我们创造了很多新的建筑，但是建筑的标准和质量普遍都不高，恐怕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我知道彼得·霍尔教授目前还任教于伦敦大学巴特列特学院的城市更新课程，就指出未来的城市更新可能不仅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贫民窟或老城区，还有可能是那些刚刚建成不到20年的新建区，一些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高楼需要拆除重建。在这方面，最先提出这一相对激进观点的是国内的学者陈功。他认为，大概在今后3-5年之后，我们的主要城市，甚至包括北京和上海，都要开始爆破拆除那些今天看似还代表“现代意义”的耗能很高而设计差劲的高楼，很多城市的硬铺装地面也会因无法忍受热岛效应而遭遇破起拆除的命运。这种观点当然是很激进的，可没想到，大师听后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我随后问他是否还能在全球旅行，他说走是走得动，但是次数已经少了，因为前一阶段刚动了膝盖手术。用餐后，我们共同步入上午的会场，在途中，我对他说，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城市资产”的概念，他对此做出非常积极的反应，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一提法”。

　　其实在杭州两天的世博论坛中，我看到彼得·霍尔教授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经常可以看见的是另一位世界著名的城市研究大师弗里德曼。这个世界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搞城市研究的人，尤其是大师前辈之中，老人居多，似乎青年人很难在这个领域真正地出人头地。比如佛里德曼，这位大师不但思想极为睿智，而且更绝的是，身板极为硬朗，根本看不出是个已有85岁高龄的老人。

　　佛里德曼现在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荣誉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事务学院荣休教授，他在杭州世博论坛上的演讲主题是《比邻而居——重构我们的城市》，这位老先生操作北美口音的英语谈论了很多有关社区的话题，他认为我们在城市规划中严重忽略了社区。而社区其实是城市的构成核心，社区攸关整个城市的活力。

　　在离开杭州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我有幸再次见到了这位全球城市研究的泰斗级教授，并在餐桌上与他热烈讨论起来城市研究的一些话题。他说他主要研究的是规划理论，我基于日常的研究就问他，城市规划理论的实质是什么?他认为，规划就是从知识到行动(From Knowledge to Action)，我也很现实地提出了我的观点，我说规划不限于知识到行动，更多的信息到行动，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信息分析到行动，知识只是信息的一部分，是信息下面的一个要素，有效的信息可以超越已有的知识令城市享受更多的益处。弗里德曼显然并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知识高于信息，他最后看出不能当场说服我，就邀请我参加第二天在同济大学给规划系博士生的关于规划理论的讲座。

　　我当然很高兴参加在同济大学的讲座，佛里德曼教授在这时才真正提出了他的规划方法论，即VISA矩阵(V(Value，价值)，I(Image of Reality,现实的形象),S(Strategy战略)，A(Action，行动)。等教授发表完演讲，我第一个提问，为什么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表象呢?因为我认为信息反映着表象，事实上我们很难真正抓住现实的本质，只能靠表象来解释问题，教授的回答是，现实的表象就是现实本身，结果是双方还是没有知识接口。约翰·佛里德曼并非具有曼纽尔·卡斯泰尔斯那样深厚的信息研究背景，所以西方城市研究的泰斗级大师，其实也是各具特点，各有特长。而所有的这些差异都需要今后在中外城市研究的交流中，加以深入的探讨，只有这样中国的城市研究才能跟上世界水平，今后中国才会出现真正的世界级的大师。

　　有趣的是，下午的讲座结束以后，我居然还有幸和弗里德曼教授共进晚餐。教授实际上吃得很少，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也许这就是他身体好，腰板硬朗的原因。席间，教授对规划及规划控制谈了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在规划控制方面做得不够好，他说“非常奇怪，目前世界的趋势是管理的横向扁平化，就是民间的、非官方的影响很大，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讨论民主的人士很多，但在具体的很多事情上操作起来，还是按照纵向的阶层化来实施”，中国的规划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影响呢?他认为，中国的规划控制不好，而且是有体制原因的。

　　晚上，这位不知疲倦的教授又在同济规划学院的教室里给硕士生们讲课，他讲的题目是如何为剩余的中国四亿多人口完成城市化，但是在这个环节，他更多地是在批判目前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包括环境、不平等，二元经济结构，农民，老龄化、水资源、住房和社区问题等等。最后，他客气地指出，自己为中国未来的30年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他建议要建立一个全球的研究网络来着手这个问题的解决。

　　我的感觉是，总的来说面对各种研究问题的时候，彼得·霍尔表现得像个老祖父，而佛里德曼则表现得像个急切的父亲。彼得·霍尔教授在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喜欢使用简洁的、言辞很少的幻灯片，而佛里德曼教授则是习惯于直接做演讲，而且口才相当的出众。两位教授都是全球城市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但对于官员的态度很不一样，佛里德曼凡事总是表现的很积极，彼得·霍尔则在著名的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发表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演讲之际，打起了瞌睡。我和同样熟悉彼得·霍尔教授的陈功都认为，这位教授始终是一位贵族气质浓郁的学者(彼得·霍尔教授的确因为学术成就而被英国王室封爵)，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同样是杰出的城市研究学者的陈功坚持认为，只有了解城市的人，才有资格研究城市，彼得·霍尔教授正是因为他的贵族气质，决定了他才是研究世界城市这一超然课题的最佳人选。

　　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国际上搞城市研究的人物，总的意思还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真正值得尊敬的国内学者。现在这个领域，杰出的人物是有的，但毕竟还非常稀少，用“屈指可数”来形容也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搞城市化成就斐然，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出现大师，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也证明了中国的城市化质量不高。中国规划网北京11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