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权威媒体针对中国城市发展发表长篇报道，就我国200多个地级市中的183个城市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进行激烈批评。在对“国际大都市”的集中声讨及其催生的社会舆情中，也包括近年来“中国城市化是伪城市化”等极端性言说与描述。针对“国际大都市”的批评，近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出炉了一份分析报告，呼吁正确认识和善待中国“国际大都市”。
    报告指出，真正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并不是“国际大都市”或其他什么类似的概念、口号，而在于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选择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城市发展模式可用芒福德的“罗马化”来概括，即城市什么都要最大，比如要有最高的大楼、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文化产业园区，甚至是最大的大学、最大的图书馆等。特别是很多城市为了追求最大，完全不顾城市的承载极限和普通市民的感受，使我们的城市始终处在一轮比一轮更激烈的“城市大跃进”中。当下甚嚣尘上的“罗马化”，才是中国城市普遍出现规模失控、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的根本原因。倘若这种模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管过去打着“经济中心”、“国际大都市”，还是现在打着“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或“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旗号，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对“国际大都市”的声讨和反思应该引入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这一更深的层次，深入清理和探讨建立在对能源、资源恶性损耗基础上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方式。
    对“国际大都市”的批评以及“中国伪城市化”等极端论调或可归结为“逆城市化潮流”的回潮。大都市在集聚人力、资本、文化等资源的同时，必然进一步激化或加大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由此导致比一般“城市病”更严重的“都市病”或“城市危机”，它们直接表现在城市管理、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居住、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方面，这是“逆城市化”在中国很有市场以及声讨“国际大都市”的根本原因。在当下最关键、最首要的是树立一种正确的城市观或都市态度，无论人们情愿与否，当代中华民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进步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都市”与“城市群”能否实现自身又快又好的科学发展。既然中国城市的国际化与都市化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兵临城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勇敢地面对它，认真地研究它，以更高水平的发展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记者范昕 中国规划网上海3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