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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从“1+6”框架协议，到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从共同承担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任务，到联手打造成渝城市群，川渝合作不断被赋予新意。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案例已经证明，在一个区域内培育“增长极”，将促使经济要素跨行政区域流动，在城市群内形成产业互补，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活力。 A、川渝更需经济一体化 核心观点 经济一体化就是消除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 重庆日报：什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胡鞍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于1950年首次提出经济一体化概念。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我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人才与信息的跨地区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地区之间分工和协作，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利益攸关方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动态过程。 在此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协调配合，缔结条约或协定，实施共同政策与措施互惠互利，从而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状态。 核心观点 经济一体化不是“零和博弈”，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重庆日报：为什么需要经济一体化呢?它是“零和博弈”还是“双赢博弈”? 胡鞍钢：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争议。世界银行《东亚奇迹》（2007）认为，积极的地区增长溢出效应还是比消极的遮蔽效应影响更大：某个省的增长往往会带动而非遏制邻近省市的发展。同时，在地方发展中，靠近经济中心周围的市场也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不可忽视的增长溢出效应。 从川渝两地的经济发展实践看，更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 自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川渝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已经拉大。1995年，北京、上海、广东GDP分别为川渝GDP总量的39%、70%和152%;到2007年，这些数据已经分别变为62%、84%、210%。 重庆日报：为什么川渝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愈拉愈大? 胡鞍钢：从增长的角度来看，上述地区都进入到经济起飞阶段，但是不同的飞机会有不同的发动机。形象地说，沿海地区是两大发动机（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而川渝之前主要依靠一个发动机（地区经济一体化）。只有加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动机，继而再启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发动机，川渝两地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快。 B、中国城市群有提升空间 核心观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只分布在以大城市群为中心的经济区 重庆日报：今年两会期间，重庆和四川都提出打造成渝城市群。城市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胡鞍钢：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城市和城市群的形成和增长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或聚合经济效应。 一个基本的经济学现象是，生产、贸易和创新获得空间集中有着自我维持的倾向，并且会创造条件，劳动力、资本、新技术、新创意等都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吸引更多的经济活动聚合起来。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布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全球土地面积的1.5%囊括了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只分布在以大城市群为中心的经济区。 重庆日报：您能举例说明吗? 胡鞍钢：比如，大纽约区的GDP，约占全美国GDP总量的24%;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GDP总量的21%;五大湖区的GDP，占全美国GDP总量的20%——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约占全美国GDP的67%（三分之二强）。 还比如，大东京区的GDP，约占日本全国GDP的26%;大坂神户区的GDP，约占日本全国GDP的23%;大名古屋区的GDP，约占日本全国GDP的20%——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约占日本全国GDP总量的69%。 2007年，我国三大核心城市群的GDP总量只占全国的42%。其中，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7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18.8%。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2.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10.2%;环渤海地区生产总值3.2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13.0%。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城市群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C、成渝城市群有经济基础 核心观点 2012年，重庆和四川的GDP占全国总量的6.8%，高于关中经济区、大郑州经济区等多个新兴城市群 重庆日报：打造成渝城市群，现有的有利条件包括哪些? 胡鞍钢：四川和重庆之间，有我国人口最多的城市群，具备形成增长极的人口规模效应。两地总人口超过1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如果将川渝视为一个国家的话，将超过墨西哥成为世界第十一大人口大国。 四川和重庆，还具备形成增长极的地理规模效应。它的面积超过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9%，与法国的土地面积（55万平方公里）相当，而法国的人口却只有0.62亿人。换句话说，拥有1亿多人口规模和56万平方公里的川渝两地本身就具备了一个大的城市群的基本人口和土地条件。 此外，四川和重庆也具备形成增长极的经济规模效应。2012年，重庆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15万亿元，四川的地区生产总值为2.38万亿，两者合计占全国总量的6.8%，高于关中经济区、大郑州经济区、大武汉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沈阳经济区等多个新兴城市群和经济区，且在全国总盘子中的占比在不断扩大。 还值得一提的是，成渝城市群位于西部地区的核心位置，具备形成增长极的交通基础。川渝两地近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大资金已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区域内部已基本构筑起了重点城市间的快速通道和立体交通网络，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协作和人流、物流的顺畅通达。 D、 核心是建一批中小城市 成渝城市群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建设一批中小城市。成都到重庆之间没有一个大城市，呈典型的断层特征 核心观点 重庆日报：打造成渝城市群，还面临很多制度障碍。在您看来，这些障碍该如何突破? 胡鞍钢：首先，川渝两地应该打破区划藩篱，减少行政分割，推动成渝经济区共同市场的建立。 打造成渝城市群的最大障碍是必须要淡化行政区域观念，减少人为的分割，自觉打破行政藩篱和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经济区域更加畅通和融合。因此，应加快市场培育，为要素的跨区流动和产业的跨区域整合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建立资源共享的跨区域的市场体系。 第二，要加快成渝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既要形成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放射状交通体系，也要形成各中小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的交通体系，将川渝城市群地区建设成为交通发达的地区，最终形成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共同打造中国西部的现代物流中心。 第三、要加强中小城市的建设。 成渝城市群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建设一批中小城市。在川渝地区的40多个城市中，除了成都、重庆两个超大城市外，其余的都是中小城市。成都到重庆之间没有一个大城市，呈典型的断层特征。这导致该区域内的人口、产业、资本、技术、信息与人才向成渝两地高度集中，极化效应非常明显。 成渝相距300公里以上，而两城之间以物资、人员、服务以及信息的交换为特征的空间相互作用力较弱。两个城市的辐射范围还远没有形成交集。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川渝两地尚未形成区域性增长极。因此，大力发展中间沿线地带城市群非常重要，尤其是重庆永川、内江、宜宾、自贡、泸州等的聚集区域。该中小城市群紧邻成渝高速公路，而且正位于成渝两地中间点，是最适合成为成渝两地经济能量交换的区域。 同时，中小城市建设对于不断提高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缓解川渝地区巨大的人口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不断壮大川渝城市群内中小城市的产业规模，提升产业层次，延长产业链条，培育产业集群，完善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才能降低交易成本。 此外，川渝两地还要共同推进重点产业的发展和布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 成渝城市群地区的城市和工业均布局于长江干流及其支流上，其生态环境对三峡水库的影响十分巨大。从长三角区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环境的问题，是川渝经济一体化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采访手记 少一点本位主义 多一点共赢意识 吴刚 本次大型报道中，我和同事阳炆杉共同执笔采写了两个版。有意思的是，我是重庆人，阳炆杉是四川人，一次小小的稿件合写，被同事比喻为“川渝合作”。 两名记者的这次小规模的“川渝合作”，遭遇了不少困难。 比如，在平衡川渝两地案例时，我认为本报的主要读者在重庆，因此重庆的案例应该多一些。阳炆杉则认为，川渝合作的口号已经提了若干年，每次都是重庆热、四川冷，现在应该用更多的四川案例向四川读者表明川渝合作的紧迫性。 两人各持己见，导致迟迟不能成稿。 一次合作写稿尚且如此艰难，囊括数十个市、区、县的成渝城市群建设，涉及到统一的政策平台的构建、经贸互动和文化交流，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两名记者的分歧，其实是各自“本位主义”作祟的结果。我擅长分析问题，炆杉擅长讲故事;我认为重庆读者是重点，炆杉认为四川读者是重点。我们都以自己的立场或利益为出发点，要求对方服从，结果差点“分道扬镳”。 两名记者的争执最终在部门负责人的协调下得以解决，解决的办法为“折中处理”，发挥各自特长，让双方都作出让步。 结果不难想像，两名记者发挥各自优势合作的稿件，以生动的故事入题，强化了可读性，并直逼问题要害，在案例分配上兼顾川渝，两地读者均能从中找到对号入座的关注点。 知著见微，以小见大，本报两名记者由分歧到合作共赢的案例，正好说明新一轮川渝合作中，双方都应该少一点本位主义，多一点共赢意识。唯有如此，才能破解几年前都已经提出的川渝合作“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局。 深化川渝合作 亟待顶层设计 阳炆杉 记者在四川采访时发现，提及川渝合作这个概念，所有区县都不陌生，且可以说是朗朗上口。但谈到具体如何进行川渝合作，多数区县都表示心中没数。 “虽然川渝合作这一概念提了多年，成渝经济区也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就川渝之间具体该如何打破行政壁垒进行跨区域融合发展的问题，两地仍缺乏统一规划布局。目前成渝之间的实质性合作进程并不尽如人意。”成都方面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此外，各区县对“川渝合作”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一些区县之所以愿意扛起“川渝合作”的大旗，其共同的原因之一便是“离成都太远”。近年来，四川省将省内大量的土地、政策、财税资源都集中在以成都为核心的天府新区，而这些“远离”成都的城市，则成为省内的经济洼地，不得不选择依靠重庆发展。于是，这些区县就利用自己有限的政策空间创造政策红利，进行招商引资。 表面上，“川渝合作”如火如荼，但这种合作模式并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初衷，由于欠缺整体性的规划和考虑，整个川渝片区在城市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将难以协同，难免出现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 “这不是区县层级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报请中央层面规划并出台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的核心便在于‘整体性’和‘统一性’。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城市定位和产业布局上，而统一性更多的则体现在交通建设、财税体制、扶持政策等方面。”采访中，多个区县领导如是说。 在记者看来，顶层设计只是打破川渝合作藩篱的第一步。由于川渝片区横跨多个行政主体，每个行政主体都有不同的发展需求，建议由上级牵头设置独立的行政部门进行区域合作统筹管理，将区域合作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