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过一些中国城市史的专著，觉得这是一门极深极困难的学问。前后虽有谭其骧、史念海、杨宽等几代学人付出艰巨努力，规模草成，但还有无数细节有待深入。毕竟中国历史长，变化大，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说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不错，但那都已毁掉了。西安最繁华时是唐代，据说人口逾百万，是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可唐末时，黄巢放了一把大火，朱温又强迫皇帝迁都洛阳，把宫室官署全都拆毁，木料投入渭水往下漂到洛阳。整个长安毁于一旦，即使后来不断重建，也难复昔日之雄伟壮观。

   “七朝古都”开封靠近黄河，以前又有所谓“汴京四渠”，漕运粮米方便，这就决定了它的军事枢纽的地位。北宋时，人口140万，也可谓盛极一时了。可后来黄河一次次改道，离开封越来越近，汴河等水道逐渐被黄河泥沙填平。明末李自成攻打开封时，守城明军扒开大堤，要水淹李自成。李自成没淹着，却把城内的居民淹死30多万，毁掉了开封城。专家说，现在的开封底下层叠着六座古城，但是淤积了那么多黄河泥沙，恐怕再难开展发掘了。

    城市古今变化极大，各种灾祸，重建、改造、更名，什么情况都发生过，今日之枫桥、西湖早已非昔日之枫桥、西湖。要推敲城市的原貌，必须老老实实做实地考察。要参照地上的书面文献和地下的考古实物，相互印证，这才可能接近真实的古代城市。

    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知道，明清时兴起大量小市镇，他们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看看欧洲历史，所谓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大城市。农民们不断向大城市转移，大城市也逐渐向外膨胀。经历数百年，伦敦、巴黎等城市从只有数万人的小市镇扩展成为百万人以上的超级大城市。中国情况恰好相反。中国在唐宋时期，大城市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巅峰，诞生了长安、开封以及临安这样的超级城市。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城市的规模并没有继续扩张，反倒是星罗棋布的小市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人口。

    研究中国城市史就必须同时研究小市镇。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这些小市镇。同样，考古发掘工作也不可能遍及这些地方。在很多社会科学学者眼里，这些年来的城市史研究并没有提供足够多的信息来描述古代经济、社会生活。于是，多年任教于美国的赵冈教授敏锐地提出了“宏观城市史”的研究思路。

    过去多数学者做的都是“微观城市史”，也就是微观地复原历史古都的一街一巷，一桥一寺。比如《唐两京城坊考》就详细考证出唐代长安、洛阳几十个“坊”的名称和具体环境。但要了解唐代整个的经济环境，研究唐代的区域发展水平，就应该跳出长安，从人口、运粮、物价、科技水平等宏观数字入手，勾画唐代宏观经济的具体状况。

    我们缺乏很多切实的微观史料。因为经济史关注的是平民的生活，而平民在历史上没有代言人。绝大多数历史文献只是记录士大夫的活动，记录大城市的活动。可是人类活动终究是有一些规律可寻的。人口繁衍速度必然符合自然规律，人们的发展需求必然符合经济规律。每个人都要吃饭，都要穿衣。牢牢抓住这些人类基本需求不放，就有可能研究出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赵冈教授即是从这些方面入手的。研究宏观的中国城市史，第一要考虑复杂地理环境。军事防御一直是城市建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哪里有山可守，何处有水可据，这些都对城市规划有直接影响。中国地理环境多变，东西南北气候也大不相同，不同地区人的生活方式和约束条件也就截然不同。

    第二则要考虑城市制度。城市史本身必定是政治史，城市居民和农民的身份区分是封建制以后的必然产物。不同时代对城市规划和市场交易都有不同的管制方法。宫城与居民区的关系、城内交易的时间地点、城市用水办法等等。

    第三要考虑基本生活要素。在饮食方面，就是抓住粮食；在生活方面，就是抓住丝和布。历史上，国都多建于北方，而粮食多半产于南方，因此向都城运粮是千百年来不变的大问题。可到了明清，江南地区人口有了极大的增长，自身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大大增长，粮价和运粮手段都有很多变化。于是，通过分析粮食的产量和漕运粮食的变动情况，可以推算出诸如区域人口水平这样的重要数据。

    赵冈并未把它写成一本关于中国城市史的通史，但这本小书却是真正的大历史。通过几篇各自独立的短文，讨论了中国城市的制度，历史变迁，市镇发展等宏观问题，纲举目张，指出了一条重新认识中国城市史的研究道路。（《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赵冈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