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一次报告会开始前,吴良镛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在吴良镛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时，他那句“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的问话，却仍然无解。

　　3月1日下午，在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十几天后，90岁的吴良镛拄着拐杖走进清华大学大礼堂，他在前排找了一个座位，一个人凝视着屏幕上播放的关于他人生经历的纪录片。过一会儿，他将接受全场上千名师生的祝贺，而在这一切来临前，他想先静一静。

　　从上世纪40年代风华正茂的建筑系大学生，到如今的城市规划大师和建筑学家，吴良镛的一生始终面临着破与立、理想和现实的抉择。当建筑这门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学科第一次因为他个人的成就而得到国家认同和社会关注时，他曾经发出的“旧城保护，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其时矣”的呼吁越发显得沉重。

　　胡同里“沉默”的世界大奖

　　从1950年开始，吴良镛就开始了四合院改造的研究，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菊儿胡同41号仍是他实现理想的“孤本”

　　繁华的北京南锣鼓巷周围，灰墙灰瓦、“四平八稳”的北京四合院胡同在这里连绵不断。假如没有人指点，许多游客并不知道这些院落中还有一个世界人居奖“获得者”――菊儿胡同41号。

　　1989年，当福利分房还是时代关键词时，南锣鼓巷东北方的菊儿胡同41号7处院落，因为吴良镛的精巧设计，成为当时少见的集资建房改造的四合院落。而吴良镛也凭借这一设计，获得了联合国随后颁发的“世界人居奖”。

　　作为“人居环境之父”，吴良镛一生获奖无数，但能够体现他人居科学理念的建筑“真迹”并不多，菊儿胡同41号成了他人居科学理论的“活标本”。

　　菊儿胡同41号位于胡同中段，在一片灰砖瓦房里，陡然多了几栋灰白相间的三层小楼，颇有苏州园林的山水画色。

　　“刚刚建完的时候可漂亮了，真漂亮！那是1989年，改革开放没几年，哪里见过这么洋气的房子啊！”2月29日，住在菊儿胡同41号113室的刘女士对本报记者说。

　　刘女士是菊儿胡同的老住户，她回忆，改造完成后，从前的一间房子改成了三居室，家家有了自来水，厕所一家一个，房前屋后也不再漏雨了。

　　“当时那真是太满意了！现在倒有点不满足了，最大户型六十几平米，有点小了。”刘女士说。

　　经历20年的“风雨”，对这套当初拿了世界大奖的房子，刘女士有了些微辞。她推开113室的房门，虽然是上午，但屋内漆黑一片。

　　“屋子里就两扇窗，一扇在楼底下的过道里，还有一扇小的在厨房里。”刘女士笑着说，白天不开灯什么也看不见，睡觉倒合适了。

　　不过，回到20年前，菊儿胡同改造的意义并非要力求完美。1990年，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说，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导作用。

　　但没有人想到，这种指导作用，最终真的只停留在了指导层面。

　　在菊儿胡同41号获奖20年后，整个南锣鼓巷大部分街区仍是旧有风貌，再无仿制。记者走进菊儿胡同41号斜对面的菊儿胡同8号，映入眼帘的仍然是“一夫当关”、“鸡犬相闻”的拥挤老院落。获得世界人居奖的经典作品虽然还在声名远扬，但近在咫尺的旧城改造中，吴良镛的作品经历20余年仍“后继无人”。

　　更让人难过的是，从1950年开始，吴良镛就开始了四合院改造的研究，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菊儿胡同41号仍是他实现理想的“孤本”。

　　据吴良镛的学生、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川女士披露，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开始在中国兴起，菊儿小区改造受到经济利益影响，开发商在三期拆迁阶段就停滞了，最后无果而终。

　　菊儿胡同社区工作人员刘杰谈到这些年胡同的变迁时说，这些年后海和南锣鼓巷周围拆迁多次，东城区的很多贫困老住户没有等到旧四合院改造的那一天，不得不迁离老宅，搬向市郊。而菊儿胡同41号的住户，也有不少因为种种原因搬走了。

　　“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吴良镛的学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吴良镛是一名学者，也是文化捍卫者，是敢怒敢言的大师

　　“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1999年，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由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获得大会通过，这个平时常常面带笑容的老人本应十分高兴，但是他却在会议上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吴良镛的学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吴良镛是一名学者，也是文化捍卫者，是敢怒敢言的大师。

　　作为城市规划领域的泰斗，吴良镛参与了北京、天津、厦门、苏州、济南等几十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工作，他也亲眼看到这些城市正在面临“同心圆”、“摊大饼”的城市发展困境，以及交通拥挤、住宅短缺、破坏自然等西方犯过的“城市病”。更让他揪心的是，“过去100年，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切，诚如他的恩师梁思成60多年前便预言的：“如果将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

　　2005年，吴良镛主持设计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其中，他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被尘封50多年的“梁陈方案”。

　　这个上世纪50年代由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的方案，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北京旧城西郊的三里河附近，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北京古城。

　　但这个方案当时遭到了一致反对，甚至方案本身也成了当时的学术禁区。

　　对吴良镛主持的这个规划，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划所副所长张险峰曾坦言，“尽管北京提出新空间发展格局，但由于中心城区发展惯性犹在，规划难以在短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仅如此，与科学规划作对的还有房地产开发。早在10年前吴良镛便发现，不合理的房地产开发形成了回龙观、天通苑、望京这三个规模巨大的“住宅城”，这些不断出现的超大规模的“住宅城”已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头，如今又有新的“住宅城”在北京周围出现。

　　这些现象的出现让吴良镛知道，他对许多城市的科学设计最后仅仅停留在了图纸上。

　　在2010年一次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中，吴良镛直言，北京旧城保护的矛盾聚焦在体制和利益方面。管理体制不完善、法律无保障、利益集团作祟，使得规划与建设时常与虎谋皮，事与愿违。

　　吴良镛在那次会议上再提“梁陈方案”，“我们要加紧工作，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北京旧城仍然处于十字路口。”

　　然而，在吴良镛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之时，他那句“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的问话，却仍然无解。

　　美好环境的缔造更寄托于建筑师高尚的心灵

　　至今吴良镛还带有7名研究生，并且坚持每学期为本科生上《人居科学概论》第一课和最后一课

　　“我这个腿啊，疼，走不了路了。”

　　“那您还会时常给学生们讲学问么？”

　　“只要身体还可以，我现在还给同学们上课呢！”

　　坐在本报记者身边的吴良镛，显得平静，与世无争，他唯一感到遗憾的便是自己行动不便。而他的一位研究生说，至今吴良镛还带有7名研究生，并且坚持每学期为本科生上《人居科学概论》第一课和最后一课。2008年，吴良镛因病住院治疗，他还坚持打电话与自己的学生沟通。他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毛其智记得吴良镛说过，人类美好的物质环境和世界应同时缔造，美好环境的缔造不仅在于建筑师的专业水平，更寄托于建筑师高尚的心灵。

　　1948年在吴良镛赴美留学前夕，林徽因读到梁思成写好的推荐信后，又提笔增添，“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

　　如今，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学生眼中，吴良镛是一个工作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吴老获奖以后，我去他家看望他时，他递给我一部厚厚的《人居史》书稿，这本书已经几易其稿，但还在反复推敲。”

　　更让单霁翔吃惊的是，吴良镛还带他登上位于楼顶的不久前租借的房屋中。“这里被改造成新的工作室，大量的图纸、资料堆放在房间里。我知道，在这里，吴良镛新的工作已经开始。”

　　许多人以为，在吴良镛获得至高荣誉以后，他可以激流勇退了，但是吴良镛却更加忙碌。

　　在他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之后，全国各地城市发来的邀请函像雪片一样飞到他的办公桌上。

　　“到处都邀请他去设计规划城市，吴老先生非常想去考察，还想再为多几个城市规划出合理的布局来，济南、鲁西南他都想再去看看，但是已经90岁了啊，身子骨不行了。”他的学生、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川告诉本报记者。

　　2月29日傍晚，在吴良镛住所楼下，记者向外出归来的吴良镛介绍了济南的城市发展情况，他频频点头说好，当记者问及对现在济南旧城改造还有什么想法时，他望着记者良久，说，他上一次去济南还是生病之前，因此现在不好说。

　　对于记者想要继续提问的冲动，90岁的吴良镛拄着拐杖，很认真地说：“你想提的问题，我现在可能回答不了了。”(记者张榕博)  中国规划网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