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规划网讯（记者  汪歌）  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学苏联一边倒到规划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规划，究竟应该怎么变？近日，记者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著名规划专家王健平先生。
　　规划紧跟计划，计划却跟不上变化
　　记者：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城市规划，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型。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健平：新中国城市规划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最重要的变化背景就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城市规划来说，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决定了如何确定城市规划的体制。城市规划不断地适应变化，同时也在探索今后怎么办。
　　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以国家的计划为准，先有计划才有规划，规划要紧跟着计划。这就是当时书本和文件中所说的：“规划是国民经济的继续和具体化”，同时，那时候在规划工作者中还流行着一句俗话：计划跟不上变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参加过选厂工作，结果厂址选好了，项目却取消了，这种情况不算少。最典型的是1960年，根据河北省委和建设部领导要求，做天津中心区建设规划，按照计划的要求，要把天津海河湾一带的意大利租界整个拆光，建设河北省的省会中心区。当时我们一个工作组差不多工作了一年。等到1960年北戴河会议一开，形势变了，规划停止，规划小组撤回了北京。
　　所以，那个时候，国家计划本身随着形势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当时流传的说法是：“计划跟不上变化，变化还跟不上电话。”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实际上，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规划就不一样了，虽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仍然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也在变，但不管怎么说它有一个发展规律，只要你按这个路子走，按照这个体制去做，应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学习苏联一边倒，城市规划反“四过”
　　记者：这两个阶段的差异确实非常之大，您也都亲身经历过了。听说当时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直没有任命过总规划师，是苏联专家说了算？
　　王健平：是这样。因而在50年代中期，中规院没有任命过自己的总规划师。那时候城市规划就是学苏联，苏联专家是全面说了算，口号就叫：“向苏联学习，一面倒。”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只有苏联才知道。我们要向苏联专家汇报规划方案，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修改，最后院长拍板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按苏联专家说的办。”那时国内惟一被认可的城市规划教科书也是译自苏联，达维多维奇的《城市规划工程经济基础》。
　　记者：全部学苏联，不是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吗？况且中国和苏联的国情毕竟不同。有没有人提出异议呢？
　　王健平：当时没有人提有没有中国特色的这个问题。即便有不同看法，也大都不敢说出来。现在听了这话你可能觉得有些可笑，但当时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是不容讨论的。陈占祥、华揽洪为什么当时被划成右派？跟他们学的是西方国家的那一套城市规划理论有很大关系。
　　直到赫鲁晓夫反华、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搞自己的城市规划。但当时没有人宣布说学苏联学错了，倒是规划被认为犯了错误，犯了“四过”的错误：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标准过高，求新过急。为此，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记者：“四过”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吗？
　　王健平：对于反“四过”后来是有争议的。事后重新探讨这一段历史，不少人都认为：被认为过的，其实并没有过。比如居住面积，当时苏联的标准是人均9平方米，而我们定的规划目标是人均6平方米，相比苏联的标准低多了。现在你再看，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北京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三十几平方米，过去谁能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要关注弱势群体
　　记者：居住条件的变化确实很大，今非昔比。然而，仍然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啊？仍然有很多的无房户、缺房户。
　　王健平：这是城市规划应该关注的问题。当我们的社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城市规划的理念、目标实际上就变化了。过去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按照苏联所定的各种标准来做好我们的规划，就是这么一个单一的目标。如果达到这个目标了，规划的目标可能也就达到了。再由国家提出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多高。
　　现在不同了。我觉得现在强调所谓的平均居住水平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更应该关注还有多少人没有住房，多少人住房条件很差。怎样通过国家的调控和资助，帮助城市里的缺房户和无房户解决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应该解决的问题。
　　记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要更多的关注弱势群体？
　　王健平：是这样。多元化和多层次是今后城市规划要长期面临的问题之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各层面的人在分化，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拉大，各个层面的人需求不同，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由国家制定一个单一的目标。在多元化与多层次中，城市规划不仅要关注社会的高端人群，而且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另外，创造公平、合理的条件，让社会的中间阶层也能买到适合他们需求的房子。这是城市规划应该担当的责任。
　　记者：城市规划能担得了这样的大任吗？
　　王健平：规划本身无法包揽、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它没有这样的功能。规划只能是通过划拨土地进行这方面的规划和建设，给国家当好参谋，让国家了解能够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让社会更公平、公正、合理。
　　社会的很多东西要由规划来调整，你要创造一个环境和条件，能够让各种类型的人们都成为这个城市的适居者，都能得到他们最起码的生存、生活条件，这是规划应该做的事情。
　　规划做深做细，标准放宽放松
　　记者：中国东西南北中地域差异很大，城市规划的目标能够整齐划一吗？
　　王健平：城市规划的各种标准，我不赞成搞全国统一的整齐划一。我觉得，这么大一个中国，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等等，都差别很大，而且每个城市面临的情况各不相同。比如原来我们做规划时，把人均100平方米城市用地作为一个通用的标准，但对不同地区而言，100平方米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都是以此来衡量，显然对全国来讲就是不公正的。
　　所以我觉得，将来可能随着城市规划水平的普遍提高，不仅要做深、做细、做好，而且各种标准可能要放宽、放松，给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以更多的自主权，根据自己的条件来设定各种标准，这样才有利于形成城市自己的特色。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规划出现过一些不好的倾向，比如盲目贪大求洋，一窝风地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等。对这些问题，国家应该抓。可是你得预见到发展的未来，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我们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我们自己的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慢慢很可能需要放宽一些东西，不一定再做更多的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