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古城保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的王景慧先生，从2001年2月经国家民委党组正式批准，担任会长以来，就像一只不知疲倦老黄牛，身兼数职常年奔波在民族建筑保护的第一线。为提升我国的民族建筑科学技术的研究水平，弘扬、继承、保护发展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各民族建筑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付出了毕生的经历。
    为了表彰他在弘扬民族建筑文化，推动民族建筑事业发展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早在2005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法建筑与城市发展论坛” 上荣获了由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颁发的法国政府“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此奖是法国政府专门为表彰，在中国古城保护的理论与规划方面有所建树和对中法文化交流所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专业人士所设立的。
    王景慧会长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分配到青海，而后辗转四川，到深山沟里建设“大三线”，文革期间又被下放到包头钢厂当钳工，一年后进设计院。1981年，他被调到建设部(原国家建委)，曾任城市规划司副司长，1998年以后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任总规划师。 长期以来在历史文化名城及其遗产和古建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王景慧会长颇具声望。在他的办公室里，12平方米左右的空间被一圈疏密有致的书架环绕，里面尽是有关建筑与历史文化保护的书籍。
    在长期的繁忙工作中，王会长还撰写了大量的专业论著。主要著作及论文有;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主编）；《领导干部城乡规划建设知识读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章节） ；主要论文：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与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与方法；中国历史城市的保护与发展； 历史街区的保护概念和方法；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日本的《古都保存法》等。为现代城市发展中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民族建筑文化保护发展等，留下了精彩的华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天的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在王会长带领下，正在全面开展民族建筑、研究、保护、利用、交流、发展等方面学术研究工作，为弘扬和传承民族建筑文化的精髓努力工作。
 

    中国规划网讯  与王景慧教授交谈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他对文化遗产的熟悉，对保护方式的熟悉，原则的熟悉。这种熟悉不是耳濡目染，而是长久的心领神会。当迈进文化遗产保护这看似单一的领域之中时，错综的细节和变化需要全方位动态地去讨论和理解，而诸多的疑问文保专家是如何用心解释的？
　　记  者：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如何区分，保护方法有什么不同？
　　王景慧：中国目前对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文物保护发》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文物古迹，这是最严格的，内部和外部都要按照历史原貌保存，保存它的全部历史信息。第二是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持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第三是保护和延续历史古城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如古城传统的中轴线、街巷格局、历史水系等。
　　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呢？
　　第一，它们都是保护文化遗产，都要保存真正的历史原物，对历史建筑进行抢救、维护、修整，不可将仿古造假当成保护的手段。
　　第二，历史文化街区重在保护外观的整体风貌。不但要保护构成历史风貌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还要保存构成整体风貌的所有要素，如道路、街巷、院墙、小桥、溪流、驳岸，乃至古树等。
　　第三，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成片的地区，有大量居民在这里生活，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有其特有的社区文化，不能只保护那些历史建筑的躯壳，还应该保存它承载的文化，保护非物质形态的内容，保存文化多样性。这就要维护社区传统，保持社会生活的的延续，同时要改善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活力。2005年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就特别规定了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包括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保持街区活力的内容。”
　　现在我国定了109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名城中，有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街区，除了这些地区以外，要求的是保存和延续古城格局和历史风貌。在历史城区中当然会有新的建设，“延续”这个词就是对新建筑的要求。文化遗产的保护该严的严、该松的松，分清三个层次是关键。北京的菊儿胡同适合于什么层次的方法？菊儿胡同不在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属于第三个层次，所以它可以局部建成二层楼，但是建筑形象和社区生活还是延续了北京的传统特色，它取得了成功。但历史文化保护区却不能这么做，它要保存真实的历史遗存，它旁边的国子监地区就是严格保存原来的建筑外观和街道面貌。所以，评价一个地区保护好坏的时候，要注意它应该是属于什么层次，应该用什么保护方法。
　　记  者：如果把文化遗产变迁放入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他们会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节吗？
　　王景慧：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人们的自觉的行动。现在的保护理论和方法是逐渐发展完善的，历史上存在的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但不一定是始终唯一正确的。如何评价这个问题，首先得知道人们是怎么想起要保护文化遗产的。
现代意义的保护文化遗产开始于自十九世纪中期，此前，欧洲的哥特复兴也保护修复了很多哥特式的建筑，如巴黎圣母院，卡拉卡拉城堡等。当时的修复是追求最完美的状态，以法国的迪克为代表，他不在乎这是不是真实的历史状态，而只作为一种建筑风格的再现，后人称之为“风格修复”，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巴黎圣母院，迪克在修复时按哥特式建筑的典型状况，在圣坛的上方屋顶上加了一个小尖塔。后来出现以英国的拉斯金和莫里斯为代表的“真实性修复”的学派，他们批评迪克为巴黎圣母院加了一个“小尾巴。
 

巴黎圣母院及狄克加建的小尖塔

　　今天，国际上文物古迹的修复普遍以《威尼斯宪章》（1964）为准则，认为文物古迹的修复要保存历史的真实遗存，采取最少的干预。修复要以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为依据，要整体和谐又要有所区别，不可以假乱真。保护文物古迹不仅包括单个建筑，还包括历史的环境，一般不得将文物古迹迁移。还要注意保存文物古迹在各个时期的迭加物。
　　文物古迹包含有大量的历史的信息，我们要保存它，再来研究、理解它，今人可以利用，后从也可以利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是有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献资料的丰富，人们的认识水平会逐渐提高，后人对这些信息的认知肯定比我们更深刻、更丰富，会有更多的新发现。只要原物存在，就可以不断地被研究、被解译，可以不断地有所发现。而原物不存在了，对信息的认识也就终止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尽量保存这些信息，经过我们的研究认识后，还要完整地传给后代。我们可以复制一个文物，但复制所能保留的信息只能是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一部分，我们没认识到的信息很可能在不经意间就给破坏了，就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发现了，这就是文物不可再生的道理。为此，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了文物的保护修复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判定今天的取舍。19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时期，由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男爵主持改造巴黎，开辟了广场和放射性的大道，包括凯旋门周围的12条放射状道路，我们现在看到的巴黎雄伟壮丽的城市格局基本就是那时形成的。现在有人认为当今的古城改造也可以向奥斯曼学习，大拆大建，开大马路，再过若干年不也就变成文物了吗？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请注意，奥斯曼改造巴黎的时间是1872年，距今已有140年，我们是以对待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巴黎的那些大道的。1872年相当于中国的咸丰2年，如果中国还有一个咸丰年间的格局完整的古城，我们也肯定是要保护，是作为历史的遗产来保护它。如今我们古城的建设已有了新的认识，古人做的今天不一定照着做，如果我们再重复奥斯曼的作法，那就成了破坏历史文物，成了不可原谅的行为。
　　记  者：如何看待文物古迹的迁建？
　　王景慧：文物古迹迁建的例子是有的，如修建三门峡水库迁建了永乐宫，但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不能把它当成保护的手段。保护文物古迹不是要保存历史信息吗？位置本身就是个重要的信息，所以保护文物要的原址、原状、原物，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有的地方认为偏僻地方的文物不好保护，将有价值的民居、祠堂搬到一起集中展览，这种做法是不宜提倡的，因为他们只保护了建筑的信息却丢了位置的信息，这是很可惜的。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好的建筑呢？是有人考得功名，回乡置宅荣光耀祖？还是出去经商致富，回来重建家乡？还是本为交通要道，商务繁荣？建筑留在原地，这些历史信息会引人研究，会有新的发现，建筑搬走，这些信息就再也无人注意了。
    还有很多的迁建，并不是出于保护文物和民生建设的原因，而是一种利益的驱使。想盖高楼，文物占地碍事，干脆就迁建，这是要坚决反对的。文物建筑盖在哪里都是有其原因的，城市里的古建筑已经剩的很少了，这些少数的古建筑它就是个历史坐标，通过它再来查找历史文献中的其它建筑的位置。中国古代城市一般是左文右武，魁星楼在东南，这是有定制的，假如一个城市的古建筑不合定制，就会有它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恰恰包含了很多历史信息。
　　记  者：重建后的华沙历史中心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对文化遗产、文物古建保护理念有什么新的启示？
　　王景慧：华沙王宫是世界上唯一复建的世界文化遗产，我认为这是一个特例。首先它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原来的建筑被非常仔细地测绘，室内室外，资料非常完整。第二，是情感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战胜德国法西斯之后，当地的居民没有去修自己的住房，而是先去义务劳动修王宫，这反映了一种民族的情感和对文化的尊重，这种情感为世人所称道。当然，这个特例对其它在二战中遭到破坏的历史城市的复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是，这与当前许多地方出于旅游动机而大搞假古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开发旅游资源而建一些仿古建筑，倒也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不是在保护文物古迹，充其量是建了“名胜”。千万不要和文物保护混为一谈。
　　“为子孙后代而妥善地保护它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不走样地把它们的信息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