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香:中原城市群与城市文化建设_中国规划网—

一、城市文化，“中原城市群”新一轮发展的引擎

历史告诉我们：城市化是一场革命；现实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开始或即将经历这场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运动在工业化、信息化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以京津塘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面城市化的新时代。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举足轻重。因为中部崛起离不开河南的崛起，河南的崛起必须依靠中原城市群整体崛起。但如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河南的城镇化建设，如何以城市文化指导“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我们还知之不多，经验不够。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特别是河南的一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在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同时，能够高瞻远瞩地以“文化化”来深化“城市化”的战略，那么河南的跨越式发展肯定会更有内涵，“中原崛起”的发展也将更有动力。

城市化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用阿尔文．托夫勒的话说：“这些其实是一个大现象的片断，这个大现象就是：工业主义灭亡，新文明崛起”[1]。在他看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已经参与了反抗或者创造新文明的活动”[2]。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其实就是这股新浪潮崛起、新文明惊涛拍岸的历史反映。中原城市群建设不仅反映了河南的产业发展状况，而且反映了河南的城市化水平。从整体上说，“中原城市群”应当包括河南的十八个一级城市。但是，从近期来看，最有条件率先整合的是河南省以郑州市为中心，1个半小时经济圈内的洛阳、开封、新乡、焦作、平顶山、漯河、许昌、济源共九个省辖（管）市。

一个完整的城市功能，包括硬件和软件二个部分。因此，“中原城市群”的崛起，要靠“硬件”的增长，但还要有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为基础、以生态为关键的“软件”的全面提升。所谓城市文化，就是指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为基础、以生态为关键的“软实力”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城市文化”化的过程。一般来说，城市和文化二者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城市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出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则反过来影响城市的发展和演变。城市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因此，城市文化，是拉动“城镇化”特别是中原城市群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而城市文化的缺失，极有可能造成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包括河南的“中原城市群”建设丧失正确的发展方向。比较中国的城市化和欧洲的城市化的区别，就是文艺复兴为欧洲准备了全民的素质，而中国则是直接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由于文艺复兴为西方社会的城市化提供了人文精神的准备，所以美国的好莱坞对在全世界扩展美国价值观、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日本的京都则是日本文化的精心守护者，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文化的精华所在。西方社会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推出了新教伦理，而中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还没有构建自己的城市文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的独特性，虽然是欧洲和北模式难以充分解释的，但是我们的选择更为艰难却是事实：一方面，我们要自觉地进行城市文化建设，避免得到了许多房子，却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还要尽力避免西方社会在城市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尽量减少污染。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把环境污染得很严重，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反映了这种觉醒。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进行正确的立场定位就十分重要。

首先，我们承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伟大的。城市化是一场革命，城市化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的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一起将会再造一个现代中国。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连、青岛、丽江、桂林、深圳等个性鲜明的美好城市。

其次，我们承认，由于没有城市文化的指导，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走向趋同化。在城市文化理论的指导下，一旦我们能够抓住那些关于城市文化形象的基本元素，我们就会知道哪些奄奄一息的尚存的历史遗存必须严加保护，哪些特征应该在新建造的城市肌体中体现出来，从而千方百计地守护与发扬自己独有的城市个性与形象。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城市、中国的城市，沿海的城市、内地的城市，在形象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整齐划一的。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缺乏城市文化的指导，不了解城市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俗习惯、地域人的集体性格，从而无法抓住城市形象内在的灵魂与本质。因此，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包括“中原城市群”建设中，不少城市提出的城市发展目标却动不动就是什么国际化大都市、商贸中心、经济中心、信息中心，其结果是贪大求全，缺少个性。在中国的城镇化运动中，我们认为，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一是追求西洋古典。例如在城建中追求罗马广场，巴罗克式建筑，罗马柱廊等。二是尚古之风。中国建筑的自豪感来自于我们的紫禁城，来源于我们的长城，来源于我们的汉唐长安，但是在一些地方却想再造一个秦始皇，再造一个汉唐大帝的时代，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封建帝国来对待，没有现代公民在城市化中的平等意识，实际上已经失去现在的自我了。三是照搬西方现代帝国的建筑，盲目地搞现代、后现代的建筑。例如，在城市功能区域的划分上，“旧城改造”时克隆美国模式。即在市中心搞一个商业区和步行街，再加些金融一条街、高尚住宅区、行政办公区、旅游风景区以及什么文化艺术百老汇。这样的结果是，城市原有的深厚而丰富的肌体必然被解构，原有的城市性格必然被抺杀。上述三种误区的结果就是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着“千篇一律”的现象。可以说，我们的城市建设面临着“特色”危机。城市建设的千人一面，已经成为时代一弊。今天，无论你走到那个城市，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一色的高楼群、玻璃墙、霓虹灯、立交桥、宽马路、大广场。当城市的背景已被麦当劳、肯德基火红的标志点燃的时候，我们真的分不清自己是在北京、上海还是纽约，是在石家庄还是郑州？

第三，我们的城市建设对于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当今中国，城市的改造、建设和发展正在迅猛推进，规模化、大型化、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等似乎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志。高楼大厦，大体量建筑，杂存闹市。尖的圆的，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各类建筑越高越时髦，越快越风光。一些人形容我们的城市建设，正在进行“大跃进”，正在“摧枯拉朽”。但我们忘记了这些“枯”、“朽”中有好些是宝贝。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现代帝王城”之称，如今原来围绕在清故宫周围的传统民居全被拆掉了，“故宫”藏身于混凝土高房子的丛林之中。此外沈阳的和平区代表了殖民时期的历史风貌，很有特色，也被拆除了，换成了行列式的方盒子，老百姓说历史“名城”名存实亡。北京的四合院没了，南京的六朝街区没了，上海的里弄也快没有了，城市的忘忆就要丧失了。中国的城镇化以所向披靡的速度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而我们的传统却没有一脉相传，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创新，没有现代化。因此，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实际上也是要护住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我们一定要汲取韩国在“新村运动”中的教训，努力保护我们的传统。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城镇化”运动中，能够体会到那种凝重的历史感和深遂的文化意境，那样我们才无愧于“文明古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建筑史上，只有两个朝代沿用了前朝的宫殿，即唐继承了隋的宫殿，清继承了明朝的宫殿，而大多数朝代则是把前朝的宫殿或付之一炬，或有意拆毁。例如，项羽烧毁秦咸阳城，就“大火三月而未灭”。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城镇化建功甚伟，但问题却相当突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四：1、文化培育的长期性与城市管理者任期周期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城市发展一定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一定不能搞“破坏性建设”。所谓“郑州郑州，整天挖沟；一天不挖沟，就不叫郑州”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城市的主体，市民对自己的栖息地没有发言权和选择权。城市的投资者和城市的管理者决定着城市化的规模和方向，但是这些人并不把他目前居住的城市当作自己生活的城市，而是当成了投资或投机的地方，特别是城市的投资者更是如此。开发商开了几个楼盘，赚完钱以后，他肯定要寻找另外一个地方赚钱，而真正在这个土地上栖息的市民却没有决定自己生存状态的权利。例如，由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成为拿破仑广场点晴之笔的玻璃金字塔，当年设计方案曾遭非议。为了倾听市民呼声，巴黎前市长希拉克要求作者按实际比例原地建造模型。先后接受了6万之众审阅，方案赢得了民心。巴黎人对美的追求、理解、尊重和文化参与意识，由此可见一斑。近年围绕北京建设的国院大剧院，出现了“反大蛋”声音。它表明社会特别是市民是有一把文化价值判断的标尺的。3、中西方社会对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在认识上有所不同。在现代化中迅跑的中国对于文化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巨大的潜力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中保持清醒，明确什么是我们追求的“中原城市群”的理想，十分重要。4、中西方对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如果说中国的建筑师辖于建设部，那么与之不同，法国建筑师则划归文化部。法国建筑师都自视为艺术家，而不是工程师。西方建筑学有两大流派，一个是布杂，一个是布豪斯。布杂早期就是一个艺术学院。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说，建筑包括公共文化设施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把建筑看成一种文化，建筑师的认知和定位可能与现在就截然不同。法国建筑就是一种视觉艺术。例如，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凯旋门、巴黎斜塔等都体现了巴黎民族的浪漫情怀。

因此，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让河南人民住上房子”，进行基本的城市功能和设施建设只是第一步；建设城市文化，确立城市价值观，明确城市伦理、城市道德、城市价值观，让河南人民拥有适于人居的人文城市、创新城市、和谐城市，能够“诗意地栖居”，使我们的城市既尊重自然又反映人性，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徐光春书记正确地指出，“推进城镇化，既要注重城市硬件建设又要注重发展城市文化，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增强城市软实力”。在他看来，“一个城市良好的建设、先进的设施、优越的环境，是其必备的硬件与外形；而其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个性和文明程度，则是其不可或缺的软件与灵魂。文化是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没有文化理念的指导，城市就不可能规划好、建设好；高楼大厦、马路广场建得再多、再好，缺少文化底蕴和特色，也难以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只有以中原特色的城市文化为指导，那时候的“中原城市群”建设，才能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领舞春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决反对“城市的形成是巨大的偶然”这一迂腐的观念，正如爱德蒙．贝肯所言，“今天的人类可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城市，使其形式成为当今文明的最好表现”[3]。

二、 “城镇化”与“文化在线”

现代人关于城市的理想可以说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什么花园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健康城市、富裕城市等等。这一切表明，城市文化和城市实体其实是神与形的关系。然而，遗憾的是，在河南“城镇化”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中，无论是从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因此，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如何建设城市文化，并以城市文化指导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河南城镇化进程的当务之急。正是基于城市文化建设在中原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徐光春书记特别指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既要搞好硬件建设，又要重视文化建设；既要继承历史文化，又要致力于文化创新，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城市现状特点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努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特色结合起来，将城市文化融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中，形成一批文化氛围浓厚、现代气息浓郁的城市”。

第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未来的城市竞争将以城市文化论输赢。一个地方的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根，一个城市的文化应该是这个城市的魂。城市的发展要靠文化领跑，一个没有文化灵魂的城市不可能有长久、健康的持续发展。如果我们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其构成也是“四位一体”的，那就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城市的文化，它一方面有服务于城市政治和经济的功能；另一方面，其特殊性还在于城市文化作为城市有集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取向，它为市民提供生活依据，城市人怎么更好地生活等问题。伊利尔．沙里宁说得好：“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4]。因此，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其中实体现着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的精神追求。正是城市文化反映出来的城市精神，让一座座城市“无可匹敌”、不同凡响。中国现在有660多个城市，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那么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活力无疑会大大加强。当然，城市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目标可以通过城市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市民的素质、城市的整体规划以及城市建筑等等。

不过，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城市文化建设必须体现出正确的导向。例如，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十里秦淮、画舫、龚半千的扫叶楼、李笠翁的芥子园、袁枚的随园，“南朝四百八十寺”等，都是著名的去处。但是如果不注意树立正面的城市形象，让来南京游赏秦淮风光的中外游客，误以为历史上的秦淮仅仅是名妓聚集之所，就会贻笑大方。事实上，烟笼寒水秦淮商女昨夜的《后庭花》早已逝去，南京必须倾力打造祖先传承的黄钟大吕。正如扬州城建在发展过程中所体会的那样，它不可能简单传承“十年一觉扬州梦”的畸形繁荣，而必须建设和弘扬以创新和创业为核心的新扬州文化。

其次，城市文化建设直接关系着城市的竞争力。现代城市之间的竞争，是不同地域范围内城市综合实力的角逐。城市文化建设无疑是城市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就强调，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创造和容纳了几乎人类文明的全部。我们认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发展，既是其资源、能源、项目、资本、技术的竞争，更是文化、生态、科技、形象等“软实力”的竞争。有没有这种“软实力”，将直接决定着你在中国“城镇化”中的领跑速度。例如，西湖对于杭州，园林之于苏州，就使人们产生了“生在苏杭”的向往。故宫、长城、颐和园之于北京，更是极大地增添了人文北京的竞争力。平遥古城街道的八卦形设计在全国是惟一的，作为世界文化遺产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代的杰出范例，它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文化。

第三，城市文化建设确立了城市的个性，直接关系着城市的形象打造。我们认为，良好的城市形象除了先进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健全的功能外，更多的应是城市中个性独特的文化特质。因此，城市文化建设对于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是城市魅力的源泉。如何保持每座城市的独特个性，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建设者们关注的重大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则在于创造和弘扬城市文化，培育良好的城市精神。事实上，看到音乐之都、水上之都、世界之都的说法，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维也纳、威尼斯和纽约。

因此，没有“文化在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将是一个“失魂落魄”的过程。没有城市文化建设，“中原城市群”建设就是一个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无机体。正如齐康先生所言，“总体的建筑本身应当是建筑加人及其活动，包含着大自然的气候、空气、水源、土地、树木、动植物等，而且包含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自我组织对建筑物设计、行为、功能的一面”[5]。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一个整体，我们既要加强、改善和优化它的各种使用功能，同时又要保持它的历史精神、文脉、个性的美以及深厚的精神内涵。不幸的是，我们对此尚无警觉。黑川纪章指出：“这种猛烈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城市付出了丧失传统与自然的代价”[6]。鉴于城市文化建设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加速整合和优化城市文化资源，大力构建设城市文化就具有了战略意义和紧迫性。城市文化建设包括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个方面。在当前，构建城市文化，要注重以下三个问题：

（一）要确立符合中国国情、河南省情的城市化理念和方向。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努力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原城市群”建设，全力以赴构建人文城市、学习城市、创新城市。如果我们的城市规划者、管理者和市民都缺乏现代的城市意识，没有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法治、和谐这些现代城市文化理念，没有对人性的反映和对自然的尊重，不重视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城镇化运动显然难以达到应有的层次和水平。因为，城市不仅是人群集聚之地，不仅是建筑物、林荫大道和公园的展示和组合，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然而，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人们“很难为自己构想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一个全新的文明了”[7]。

（二）要在尊重当地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固本求新。事实上，一个越现代化的城市，也是一个越注重历史文化的城市；一个越国际化的城市，也是一个越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齐康先生说得好：“意义和观念给予地区以深沉的文化底蕴，地区土地成为地区人群活动的长河，历史性的遗迹和文物是地区人类走过的足印。它赋予地区首先是文化形象的见证，这个属性印着地区建筑的文化属性”[8]。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脉发展过程，要想构建一种文化，就要对这个城市的文脉进行梳理，甚至对城市文化进行批判。中国城市的历史很悠久，每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优秀文化符号、精神和理念，都具有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文化记忆，包括物化的东西，其中闪烁着我们祖先的生活场景和创造智慧，传递着历史文化的信息。这些文化传统广泛存在于城市的每一个层面，使得这些城市在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塑造自己的城市个性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城市现代化建设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破坏城市文脉搏的理由，在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法国巴黎，不允许在象征法国自由和解放的香榭里舍大道两侧设计任何比八层楼更高或比六层楼更低的建筑物。1964年，法国在现代化的高潮中却搞了一个“大到教堂，小到汤匙”的全国文化普查，全力维护历史的神圣和文化的尊严，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巴黎一个城市，就有一千多座博物馆。澳大利亚有规定，一百年以上的建筑不可拆。比如一提到金碧辉煌的皇宫建筑、气势恢弘的秦兵马俑、玲珑精致的风景园林，就会与北京、西安、苏州联系起来，作为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的代表和典范，这些城市也因此独具魅力，声誉遐尔，显示出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风格和个性。

因此，城市文化建设一定要挖掘应当成为集体记忆的东西，找出、找准自己城市的文化基因。我们相信，一个城市，有了文化遗存，就有了历史底蕴，就有了文化标识，就有了文化光彩。大连以“大连服装节”闻名全国，与其文化积淀不无关系。因为大连有重“穿”的历史。过去人们调侃大连人重穿不重吃，说“料子裤子，包米面肚子”。广西近年来围绕“桂林山水甲天下”做文章，以《印象．刘三姐》走红全国，赢得“财源滚滚”。“CHINA”与中国瓷都景德镇也被宣传得沸沸扬扬。如果北京当年尊重城市建设的规律，尊重梁思成的建议，老城不动，建新城，就不会成为现在这种“摊大饼”式的格局，现在又何必重建四合院呢？

（三）城市文化建设要尊重自然，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绿洲，但是如果城市放任钢铁和水泥跋扈，城市将异化为大自然中的沙漠。城市生活的状态，既取决于其经济活力，也受制于城市人群的素质。有可持续发展观的城市人群，能够有效地控制其行为，使城市生活有序，成为和谐社会。象绿地、湿地等公共资源，在西方如在美国每年都有公布，这块地方不许盖房子，那块地方是保护地。福芒德在《城市发展史》的结尾曾经指出：“过去在乡村里向往城市，现在在城市里向往乡村，城市的归宿就是重新走向自然”[9]。黑川纪章坚持认为，“21世纪将是共生的时代”，“都市与自然共生这一课题中包含了人类与其他动物共生这一新的内容，与此同时创造新的绿色环境，也是与自然共生的重要内容”[10]。

总之，我们坚信，城市文化建设将为河南的“城镇化”发展，特别是“中原城市群”建设注入活力和灵魂，重塑形象和品位，将加速提升“中原城市群”的凝聚力、传播力、影响力和渗透力，有力地助推“中原崛起”。

三、城市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成为“中原城市群”建设的闪光点

当前，在“第三次浪潮”中，不少大都市、大中城市都把文化战略作为整体发展战略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和文化产业大发展，是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大趋势。英国伦敦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增强伦敦作为一个世界之城的吸引力。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则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认为文化是知识城市的发动机。新加坡则着力发展“亚洲文艺复兴城市”，希望成为一个充满动感与魅力的世界级艺术城市，让世界人民分享新加坡的成长故事。

城市化是一个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中原城市群”建设的过程中，河南独特的城市文化资源，使我们具有发展城市文化的比较优势。中国自古有“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城市群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和人文资源。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中华民族的祖先先后创造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史前文化。从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到封建社会昌盛时期的宋朝，在长达3500年的岁月中，先后有20多个朝代的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全国八大古都（郑州、安阳、洛阳、开封、西安、北京、南京、杭州），河南占其四，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洛阳是13朝古都，开封是7朝古都，安阳是6朝古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共102座，河南有8座（洛阳、安阳、开封、郑州、南阳、浚县，商丘、濮阳），位居全国第一。河南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地下世界”灿烂辉煌。

河南馆藏文物居全国第一，达140万件。名列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和安阳殷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中国功夫的故乡”、闻名遐尔的少林寺也位于中原城市群之内。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不可移动，是中原城市群建设得天独厚的资源。所以，在河南“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并不缺乏文化资源，关键在于我们缺乏整合这种资源的眼光，缺乏对这种资源进行市场化、产业化运作的能力。

首先，以城市文化指导中原城镇化的进程和“中原城市群”建设，要求我们必须明确城市的文化定位，并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原城市群”中的三个一级城市，郑州作为省会城市，开封作为消费城市，洛阳作为重工业城市，其城市特征非常明显。改革开放以后，地域优势使郑州率先以商城形象脱颖而出。郑州曾经以“绿城”闻名全国，但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楼比树多，“绿城”成了一个美好的回忆。郑州过去曾经提出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东方芝加哥”的梦想，但现在却不甚明了其个性。我们认为，郑州既然定位为商城，就应该围绕“商”字做大文章，郑州商代的城墙和一些商代的建筑可以修复，可以和商丘、安阳联手打造商文化，推出城市的自我形象。如今，郑州市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着力向东方向。郑东新区高起点规划，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已经投入使用，中央商务区初具形象。如果今后再向北、向西扩展，那么和大武汉（武汉三镇）相比，我们心目中的大郑州，应该是有山（黄河）有水（嵩山）有文化（中原文化）的一个充满灵性的现代城市。开封作为古城的动作不快，但也走向发掘古都资源的道路。在中国八大古都中，今日的开封与作为首都的北京，作为省会的南京、杭州、西安，无论在经济实力、城市规模各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本省的郑州、洛阳、安阳相比，也会感到瞠乎其后。但开封还可以自信地说它仍然是一个独具特色、很有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欠发达，幸运地避免了一些建设性的破坏，为其今后的科学发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诗人纳乔姆．希克梅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总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尽管《清明上河图》中的街道早已被黄河的泥沙淹埋了，可开封古城的龙亭，古城文化的基因并未消失殆尽，哪怕是凝望一眼，从仅存的建筑你也能浮想出宋代京都的喧哗，感知到那街巷中透露出来的城市生活的气息。有了这样的遗存，城市的基因就能够传承，它就会以文化的形态继续支撑着城市。开封作为一个古老的城市，城市格局悠久，文物遗存丰富，古城风貌浓郁，北方水城独特。“金戈铁马杨家将，铁面无私包青天，汴京菊花美如花，开封小吃甲天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于重新认宋朝的文化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如今，开封正以宋都为基础，发掘“清明上河图”等文化基因，依靠“潘杨二湖”着力打造自己的城市文化体系。而洛阳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因形势所迫在“牡丹花会”的基础上向旅游风景城市发展。它依靠的则是龙门石窟、牡丹花会、天子驾六等。司马光曾经赞颂洛阳君临天下，是天下兴废的缩影。但如今，洛阳的地面遗存与十三朝古都的气势已相去遥远。和北京相比，洛阳的地面遗存历经劫难，已十分有限。但洛阳有丰富的遗址资源，“地下文化宝库”正在打开。面对洛阳众多的文化遗址，如果能够和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工程结合起来，在洛阳建成几十处遗址广场或遗址公园，这是何等恢宏的形象。到那时，洛阳作为悠悠故都的形象，“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杜甫：《龙门》），“伊洛泛清流，密林含朝阳”（唐刘复诗），必将举世无双。另外，洛阳还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印度高僧伽叶摩腾和竺法兰更是体现了洛阳开放的文化气度。另外，漯河的贾湖遗址，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昌的画圣吴道子，药王孙思邈，钧瓷，曹魏文化，平顶山的应国文化，新乡的卫文化，焦作的太极文化、山水文化、怀药文化和历史名人文化（韩愈、朱载堉、竹林七贤），济源的“愚公移山”精神等文化资源都值得深挖度挖掘。

其次，必须大力发展社区文化，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城市文化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广义的城市文化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面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则是城市文化发展的硬件基础。我们知道，由建筑群所构成的城市，是人类为自己营造的规模最大的文明基地，是与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人类智性活动最为密切的生存空间。因此，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体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尊重和融合。河南博物院的创意始于元代郭守敬的观星台，体现了天圆地方的理念。郑东新区的整个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如意”。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美术馆、音乐厅）更象一只优美的彩蝶，其“雄峙中原，蝶舞龙湖”的美好意象令人浮想联翩。构建公共文化体系，还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实施人文关怀。随着中原城市群的建设，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为中原城市群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的文化生活却极其贫乏，他们只能在狭小的工棚里睡觉，打扑克、聊天，有些人甚至成为不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因此，我们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变目前农民工文化生活失调的状况。另外，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注重雕塑等反映城市文化精神的文化符号的建设。雕塑是城市的人文景观，是城市重要的文化标志。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第三，在当前，也是最重要的，城市文化建设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变城市的“软实力”为“硬实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或“产销合一经济”的转化，在英国、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掀起了一股关于“创意工业”、“创意经济”特别是“创意城市”的热潮，其核心思想在于，以文化为主体内容的产业将成为新经济的核心，以创意为基础的文化产业将成为“城市化进程”新的动力引擎。当前，无论是英国的创意工业，还是美国的版权产业，在GDP的占比上，在提供就业机会上，都有着惊人的表现。如今，文化创意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正在不断地快速增长。应当承认，这一现象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我们将从工业社会——工业经济跃升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的阶段。

因此，因势利导地抓住这一战略机遇，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速河南“城镇化”进程，助推“中原城市群”建设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河南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具有历史增殖性。从产业的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产业化运作的巨大潜力。如今，在国内，一提到“七彩云南”，我们就会想到《云南映像》、《丽水金沙》、《印象丽江》等产业项目；一提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广西，就会想到《印象．刘三姐》这一演艺品牌。在河南“城镇化”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原城市群”建设中，如果我们不能够充分挖掘这种文化资本，创造这种资本，运作这种文化资本，通过文化产业把文化资源的巨大潜力变为城市发展的产业实力，那么在新一轮的“城镇化”浪潮中我们就有“落伍”的危险。

当然，历史文化资源只是我们发展城市文化的一个内容。我们并不指望用传统文化来解决当代中国的城市问题。我们始终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只能解决农业社会的问题，并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化大工业时代，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善待文化遗产并在传统基础上“固本求新，”都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黑川纪章十分正确地指出：“保留历史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而创造将来能够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先锋建筑，更是一项不容忘的挑战”，“象征着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在建筑当初由于使用了当时最为先端的铸铁工艺，这一过于前卫的建筑被认为与巴黎的景观不符，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但是100年后的今天，所有巴黎人都认为埃菲尔铁塔是巴黎历史的经典，正是因为埃菲尔铁塔代表了19世纪的挑战精神，作为历史的风景，埃菲尔铁塔举世公认”[11]。深圳建市之初，“文化资源十分贫乏”，但其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其城市文化的面貌，深圳开始成为具有浓郁现代色彩的城市文化。从“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开始一直到“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深圳始终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同步。文化积淀薄弱的深圳，虽然与北京、上海、广州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极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产业的激烈竞争中走在前列，并有望成为中国南部的“现代文化名城”。但从总体上说，在城镇化建设特别是“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中我们强调“除旧布新”的多，而对如何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注入文化内涵，如何利用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用城市文化建设指导“中原城市群”发展这一工作重视得还很不够。

不过，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防止过度“市场化”、“产业化”，这一问题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非常突出。我们认为，发展文化产业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把一切文化资源全部变成市场化。例如，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水乡周庄，如今外来的小商小贩成了那里的主人，人类的遗产正在一天天变卖着。最近我在云南调研文化产业，感觉这个地方除丽江做得较好外，在香格里拉和大理的文化产业发展都存在着文化和产业结合把文化搞得不伦不类的现象。到了香格里拉，这一现代人寻梦的地方，我的体会真如有些人所言：“不去香格里拉一生遗憾，去了香格里拉却遗憾一生”。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商品化与文化化矛盾的一面其实是十分丑陋的。

总之，城镇化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一位专家说得好：“中原城市群要想在中部崛起的大潮中脱颖而出，必须超常规地按规律办事，每一步都踏到关节点上”。“中原城市群”建设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开始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可谓是“一身三任”。面对如此重任，如果没有文化化的加盟，我们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很难协调发展，并极有可能迷失发展的方向。奈斯比特曾经指出：“在新世纪，文化的经济意义将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其对地方整体经济具有乘数效应，将使城市发展大受禆益”[12]。吴良镛先生做出如下判断，“现代中国的城市黄金时代已经到来，21世纪的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竞争”[13]。理查德．佛罗里达虽然说得有些偏激，却并非没有道理：“没有文化艺术就没有经济发展，只有对自然环境、文化艺术作出投资的城市才是能够持续发展的城市”[14]。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以“落地负千年之责”的历史意识，致力于城市文化建设。我们相信，城市文化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形成，必将使河南的“中原城市群”建设不同凡响，卓尔不群。在河南的城镇化进程中，往上，不脱离原历史文化遗产、特色、风貌；往前，和国际最先进的城市理念相结合，使保护历史文化和改善人居环境并举。正如齐康先生所言：“今天的城市是从昨天过来的，明天的城市是我们的未来”[15]。我们相信，在城市文化指导下的“中原城市群”发展，将是一个充满艺术创造的过程！

作者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法学博士

注释：

[1][美] 阿尔文．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 [美] 阿尔文．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 张斌、杨北帆：《城市设计与环境艺术》，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页。

[4]张斌、杨北帆：《城市设计与环境艺术》，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页。

[5] 《文化与城市性格》，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6] 《文化与城市性格》，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7] [美] 阿尔文．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8] 《文化与城市性格》，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9]张择群：《城市灵魂》，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10] 《文化与城市性格》，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