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莞惠城轨西湖站打响“第一拆”。随着旧城拆迁的推进，本地论坛上，关于“老惠州何去何从”的话题备受关注。
　　来源：7月9日西子论坛，7月10日南方都市报
　　说说：纵观莞惠城轨西湖站拆迁的规划方案和官方表现，政府欲借交通建设之名对旧城进行商业地产开发的“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这一点毋庸掩饰。在当前的地方经济发展冲动中，无论换了谁，都不可能把这一块城中宝地规划成文化保护项目，因此大家要学会接受现实。除了郁闷时调用禁止将旧城改造做成商业开发的上层禁令，以表示地方政府在道义上的寡助之外，在经济理性和现代化欲望双重魅影下，说实话，还真找不到地方政府增添西湖边旧城附加值的努力有何可供指摘之处。
　　把莞惠城轨西湖站拆迁的官民角力作为样本来分析，是很有意思的。这场众声喧哗的论争和实践，真正沉淀下来的，可以简单区分为四种群体的声音：官方(拆迁方)，被拆迁户，普通市民，以及文化保护主义者。
　　拆迁方与被拆迁户的博弈和盘算，无疑是最直接，最关涉大局的，但并非不可调和。被拆迁户的诉求要么出于经济利益，要么出于文化情感。行政拆迁绝对是一项技术活，原因即在于此。就像一处斑驳的历史文化街区，游客看起来很美，居民却往往因享受不到现代化的便利而叫苦连天，西湖边老宅的远近观感大抵如是。因此，经济利益可以在讨价还价中达成和谐，文化情感可以再转移与寄托，毕竟西湖还是公众的西湖，不是谁家的私人湖泊。基于此，即便站在温情拆迁的立场上，我相信官方仍然是有极大胜算的。
　　更不要说在现代化的公共追求上，普通市民往往是和官方并肩前行的。城市化的过程就是造城，包括旧城更新重建。这是被摩天大楼和现代商业理念所型塑出来的新市民的普遍认知。何况莞惠城轨西湖站的拆迁捆绑着同城化交通的憧憬，更有理由让新市民从旁抽空“钉子户”的支撑构架。不难预见，一旦该地段的拆迁出现“钉子户”阻碍轨道交通建设的进展，不等官方强行介入，普通市民早就会对“钉子户”的存在合理性进行口诛笔伐。他们肯定认为，不能因为个别人的私利将公共利益绑架；当然这句话反过来说，同样成立，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在乎。
　　说起文化保护主义者，我想官方肯定是最头疼的。这帮文化保守派是城市建设进程中永恒的啄木鸟，在官方看来，如果城市建设按照他们的设想来做，那得了，一百年前惠州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他们才会高兴。我不是批评文化保护主义者的坚守，亦非替官方说话做帮闲分子，只是希望文化与建设、历史与发展之间的理念断裂能够寻找出重新粘合的可能性，否则双方都是自说自话。你照你的城市模型意淫，我按我的建城规划大肆拆卸，谈不上有益的对话，盲目的对抗是毫无意义的。
　　旧建筑之于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并非所有旧建筑都不能拆。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但也要对未来负责，因此我们需要保育旧城，也需要创造新城。出于尊重历史，尊重祖先的劳动成果，一座城市当然要适当保留建筑遗产，抚慰文化保育者。我亦能理解文化保育者并非冥顽不化，他们同样能够体谅现代人为未来创造“文化旧迹”的抱负。之所以与官方的造城欲望难以形成合力，关键还在于官方有轻薄和亵渎有价值的旧建筑的前科，使得双方的信任感丧失殆尽。
　　我的意思是，文化保护主义者要放弃“凡旧的即不能动”的一厢情愿的固守情结，官方也要扼制膨胀的对城市的“除旧布新”欲望。最好是尽快划定这座城市中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保护区域，作为文化保育的样本，如此既可向历史交待，避免推土机碾过水东街历史旧迹的悲剧重演，又可在文化保育区域外赢得充分造城的合法性，岂不快哉？
　　正如市民不认同造城运动的“大跃进”，大家肯定也不强求旧城保护的无限度扩围，但是，有一条必须明确，历史文化的保育要守得住底线。

   （编辑：刘堃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