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人谈·序——

“非典”十年了。2003年春天，来自冠状病毒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的突袭，在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了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一场抗疫战争在中华大地打响。

那一年，SARS在中国大陆留下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的数字。在中国香港， 1755人感染，299人身亡。

“非典”病毒从何而来？循何种路径在全球传播？缘何会有将近两成病患都是医务人员？SARS病毒是否消失？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机制是否完善？以后中国类似“非典”的传染疾病来袭，我们是否从容应对？中国政府和百姓都准备好了吗？……十年间，一直有医疗、疾控、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家在探寻、追问“非典”之谜，探寻中国公共卫生体制的变迁。

SARS初期疫情信息流通不畅，不同系统医疗部门缺乏沟通，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系统。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预定一旦发生事件后的指挥系统，更没有对此的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负责制。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全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等尚未建立。

温家宝回顾十年前“非典”时说，“ ‘非典’ 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我们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无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是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来说，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改变着国家的医疗机制，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起到重大作用，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

资料显示，从2003到2006年，政府先后投入257亿人民币，改善公共医疗设施和应对传染性疾病。2006年卫生部宣布，基本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系统，而传染性疾病的通报体系覆盖了全国95%以上的区域。

十年来，我们已经能从容应对突发事件，高效上报并预防，从甲型H1N1流感到H7N9禽流感，应对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已经建立，信息上报机制更加快捷，资金的大量投入，疫苗的研制也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快研制并投入使用……

“非典”十年之际，人民网采访了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高强、钟南山院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任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媒体记者白剑锋、美国疾控中心专家、CDC官员和基层工作者、公共卫生专家和当时广为熟知的“最美护士”等十数人，试图从各个维度来观察这次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

从今天开始，人民网将推出系列报道《“非典”十人谈》，开篇为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专访——《宁可牺牲经济利益 也要保护人民健康》。

“‘非典’十人谈”之一

高强：宁可牺牲经济利益 也要保护人民健康

2003年，“非典”肆虐。当时出现在媒体中频次最高的一个官员，就是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的高强。

“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保护人民健康，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灾难就可以转变为财富。”这是高强2012年9月在接受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白剑峰专访，回顾那场危机时说的。

临危受命 在风口浪尖他选择坦诚如实相告疫情

2003年4月20日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非典”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卫生部的一张新面孔首次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数据。他就是当天上午刚被任命为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高强。此前，他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从事过将近30年财政工作。

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开场白里有一句话是“这么多记者参加，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行前，高强向国务院领导请示新闻发布会“口径”。国务院领导明确“授意”：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承认工作中的不足，敢于承担责任，给群众以信心，显示政府的决心。高强回忆道：“国务院领导告诉我，新闻发布稿是经过审定的，按此发布。至于回答记者的问题，可以自由发挥。”

他向记者通报了全国内地最新的疫情情况。“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同时讲了北京的情况，“按最新统计，北京共确诊非典型肺炎339例”，针对北京市的数字与前几天公布的数字变化很大，高强做了三点解释：“5天以前，卫生部公布北京确诊病人是37人，现在是339人，增加了302人。但这302人绝不是在这5天内出现的病人，而可能是10天以前、20天以前已经发病了，住在某一个医院里，但是并没有发现。现在把过去没有发现的病例找出来，如实地向大家报告，这是中国疫情统计制度的一个进步。”

高强表示，“国务院决定，从明天开始，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公布的数字既包括确诊病人数字，又包括疑似病人数字，以引起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防疫工作的重视，共同努力，控制疫情。”从2003年4月26日到6月24日，通报疫情变为电视直播，这60天的每天下午4点，都由中央电视台直播卫生部“每日疫情通报”。

此次新闻发布会以真实准确的数据击败了社会上的“流言”，而“每天公布一次”数据的承诺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党中央、国务院对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极为重视，对公布疫情是坦诚的，对广大人民群众是负责的。此次发布会也开了我国“信息公开”的先河，“非典”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信息公开常态化。

“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人民群众希望及时了解真实情况，体现了对国家的关心。政府应当坚持公开透明，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从法律上讲，这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因为公众有权知道真相，并监督政府工作。从执政方式上讲，这是坚持群众路线。政府不仅要相信自己，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认为只靠政府工作就能解决问题，而不愿意组织和依靠群众，就会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高强回忆起当时的信息披露时如是说。“一旦有了人民群众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再大的难关也能攻克。”

新闻发布会过后的2003年4月24日，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向“非典”防治全面发力，成为抗击“非典”的重要转折点。

因为“非典”疫情，当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已经中断了和中国人员的往来。而此间，有一位外国的交通部长访华。高强在会谈中表示：“目前北京‘非典’疫情比较严重，对部长先生此时访华表示钦佩。”没想到，这位部长诙谐地说：“我不认为北京的‘非典’威胁，比我们国家汽车的威胁更大。”这为高强增加了信心。

为了切断传染源，北京市分批对重点疫情场所采取隔离措施。到5月底，全市先后被隔离的“非典”密切接触者达3万人。很多高校的被隔离者安心待在宿舍等隔离区，而隔离区外的人们则为被隔离者送饭送水，还送来电话卡。

2003年5月下旬，北京的“非典”疫情得到明显控制。6月2日以后，北京再未出现新发病例。

6月20日，高强赴吉隆坡参加世界防治“非典”大会。高强向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提出，希望解除北京旅行警告和摘掉北京“非典”疫区的“帽子”。

6月24日，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主任尾身茂博士在会上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尾身茂坦率地指出，在“非典”疫情暴发的早期，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不够透明，也不够及时。但4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正式承诺是非常坚定和强有力的，出台的各种防控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提供的信息也是透明和及时的，群防群控也具有强有力的群众基础。

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对北京的“双解除”，标志着中国抗击“非典”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他用五个“不能忘记”，表达了对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医疗卫生工作者、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的感激之情。

晚上，高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即兴写了一首《满江红》：

“癸未年初，春来慢，乍暖犹寒。清平日，蛰虫突变，乱我中原。瘟情如潮卷南北，硝烟遍地染河山。问苍穹，何时定风波，天下安。

东风唤，赐利剑；赴疆场，战凶残。赖万民相助，何惧狂澜。人生能有几回搏，哪怕马革裹尸还。唱一曲，壮士别燕丹，奏凯旋。”

“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首先想到的应当是群众，既要关心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中坚力量。非典初期，疫情之所以蔓延，主要是因为防控工作只停留在医疗卫生系统内部，没有组织群众群防群控，从而使工作陷入被动。当全民参与抗击非典形成了巨大洪流，抗击非典工作就迅速由被动转为主动，这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高强告诉本网记者。

在2003年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高强说，这次防治“非典”的斗争中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如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薄弱，疫情搜集和报告体系还不完善，原有的一些传染病医院被改造成一般性的综合性医院，特别是农村卫生工作相当薄弱，农村的医疗卫生体系、设施、水平和技术都比较落后。这些在“非典”防治工作的初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难。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就会下力量加以解决。

“防治‘非典’的斗争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的缺陷和问题。我们要勇于面对，深刻反思，把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作为加强和改善今后工作的宝贵财富。”

高强曾在接受《学习时报》采访时表示，“非典”是一种新发传染病，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传播机理和传播途径尚不清楚，又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特别是疫情流行早期，一些医务人员被感染死亡，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在2003年抗击“非典”事件中有四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一是判断不准，处置不当。在“非典”疫情初期，卫生部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没有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迅速切断传染源。

二是信息不准，传递不畅。当时对传染病疫情还没有实行属地化管理的体制，一些地方上报的疫情信息不全面、不及时、不准确。卫生部按地方上报数字汇总，对外通报，与社会民众感受到的情况存在差距。

三是未及时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到2003年春，“非典”疫情已在多个省份流行，但有些地方还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没有形成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防控大军，仅靠医疗卫生人员难以组织起强大的防控体系。

四是缺乏有效国际合作。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沟通交流不畅，与各国政府也未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

高强指出，“非典”过后，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中国公共卫生薄弱的状况，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应急体系建设，使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应对突发传染病的能力明显增强。

高强告诉本网记者：“党和政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保护人民健康。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为抗击‘非典’成功的基础。”他也指出，“非典”肆虐，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人民，都是一场灾难。然而，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灾难就可以转变为财富。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新世纪中国遭遇的最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斗争中，党中央、国务院不仅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而且不断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