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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斌，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日本都市规划学会会员，知名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学者，曾获２００４全国城市规划行业优秀规划工作者荣誉奖。
吕斌教授先后主持过《CBD(中央商务区)的功能与形态的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工作框架研究－区域规划的发展与完善》等80多个研究项目。在国内外各种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类核心刊物及专业技术刊物发表《国外城市设计制度与总体规划》，《试论景观与环境意识》等50余篇论文。主要著书有《都市圈环境规划方法》、《亚洲的景观风貌－中国的大规模土地开发与景观的变貌》等5部。
吕斌访谈——塑造美丽（１９９９年） 在北京大学东门的人群里，我一眼就“抓”住了吕斌。他没有打领带，穿着一套深色夹克衫，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几乎披到肩膀，教授的气质和艺术家的神采和谐地集于一身。
我们在古老的燕园骑车绕行，和煦的春风轻拂着一座座富有民族文化和历史韵味的建筑物。“这是当年的女生宿舍，保持了燕园的独有特色，现在看起来仍然很美。未名湖的北面有一种野味，不能破坏。我现在是城市与环境学系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同时还担任北大校园规划办公室主任，还参与了许多城市的规划设计项目，工作比我在日本还要忙，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累是累，最满足的是做了自己最想做的事。” 草原把我培养成人文主义者 1950年出生的吕斌像那个年代许多年轻人一样，1968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来到了内蒙古草原，上大学成了一个梦想。“我从小就想当科学家，有一个不断向高峰冲击的感觉。我哥哥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我希望能像他一样学物理和数学。去内蒙古插队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有悲观过，成功与信念总是连在一起，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抓住。草原培养了我对人的兴趣，我在家里人文主义味最浓，这与草原6年的经历很有关系。艰苦的生活同时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毅力和不畏艰险的挑战精神。我属于那个年代幸运的一批，经过努力终于上了大学。” 今日的吕斌轻描淡写地说起那段插队岁月。有谁能知道，失败的痛苦和成功的喜悦是多少年的积累？ 日本为我打开了解世界的窗口 1981年4月，吕斌从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1985年东渡 日本，1990年获得东京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日本都市环境研究所担任主任研究员。在日本十几年，吕斌的行为举止都沾上了一些日本人的作派，坐在椅子上身子会挺得板板正正，像个日本武士。但他最不喜欢别人说他像日本人。“日本人很拘谨，我不喜欢，你看我不打领带，穿着也很随便，这些细节日本人都很讲究。”“日本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信息量很大，它为我打开了了解世界的窗口。日本最强调比较研究，我搞的这种城市规划领域更需要了解世界发展动态。在日本，我从事国土与区域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及环境规划等涉及多层次、多领域规划的政策法规和规划设计方法学及城市问题的研究，还承担并完成了包括日本国家与地方各级政府及企业集团的规划项目。” 去日本学习的那一年吕斌已经35岁了。“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年龄的困惑，可是到日本一年后，朋友们说认不出我了，老了许多。看来人就像皮筋一样，抻断了就拉不回来了。那时候，我学习和工作起来像玩了命，几乎每天回到家是凌晨三点多钟，我住的地方夜里两点锁门，所以我只好在研究室干到清晨，7点回家洗个澡，9点再去工作。住在那个房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的行动很可疑，以为我深夜在外面做什么坏事。”一分辛苦，一分收获，吕斌在日本赢得了同行的认可和尊重，成为日本都市计画家协会会员，国际交流委员会会员，在都市环境设计协会会员中，他是唯一的外国人。 中国是我实现理想的空间 在日本从事研究和工作期间，吕斌常常回中国讲学、开会并参加许多城市规划设计项目评审会，先后完成了世界银行及北京、上海、杭州、海口等地委托的30多个规划设计项目。他与中国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最多的时候半个月就回来一次”。 在日本时间长了，吕斌又有了新的考虑。“在国外时间越长，回国的困难越大，因为根已经扎得很深了。最终选择回国教书和工作，我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思考。我对物质生活不是特别追求，特别是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很多东西都有了，更加追求精神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我考虑的是，城市规划专业不仅是技术，它偏重的是人和社会，工作的对象不仅是物质的静态的东西，人和空间是最关键的因素。在日本也参加了许多重大项目的规划，但在内心深处总有一个难言的隐痛，我是为日本人工作，我必须站在他们的立场和角度上做事情，这里面就有对文化和价值的理解，有哲学的理念。我需要一个真正能施展我理想的空间。哪里有脏乱差，哪里就应当有我。” 1997年春天，吕斌偕妻子回到中国，站到了当年他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的讲台上。“我为本科生讲授《城市设计》和《社区空间设计》课，为硕士研究生讲授《城市区域与国土规划》，今年9月还将指导一名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在日本时，论资排辈我属于小字辈，感到自己很年轻，回到中国，我认为可以马上把多年的积累发挥出来，没想到自己已经被排斥在45岁这道线之外，没有资格申请资金了。工作难度也就更大了。现在我当老师，好处是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有很年轻的感觉。学校的环境也给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思考问题的空间。” 除了教学著书，吕斌还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和科研项目。“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12点以前睡的时候很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做的项目基本都是与政府合作的，社会效益很高，经济效益很低，不过我这个人对事业有一种特别顽强的追求，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挺傻的，尤其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必须特别执著，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的产品不会马上出来，名字也不会被刻在哪一座建筑物上，但是也许有一天，也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但是我所设计的这个产品还会被人们所承认，我也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以人为本是我的设计理念 吕斌在国内做讲座时，很少说自己是搞城市规划的，“许多人认为，城市规划就是拆建楼房，拓宽马路，所以我在给地方官员讲课时总是说，我的工作是搞城市形象设计的”。 一张白纸上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对于一个城市规划师，在已经建成的城市中又如何施展才华呢？吕斌认为这就是城市规划师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富有激情的创作空间。“在国外，城市设计师都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大众的利益，我们的工作之一是维护和保证社会的公正性。” 谈到自己最熟悉的专业，吕斌用通俗的语言向我介绍了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又过渡到现在的城市型社会。在建筑设计方面，欧洲是石头文化，日本是木头文化，中国则是混合文化。但是，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面临着城市再完善、再更新的问题，这比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更难。这里面还包括了对历史文化文脉的保护和继承问题，生活的空间对人们的影响很大，因此，不以人为本根本不行。我在城市设计中强调人文，以人为本是我的设计理念。” 为人们塑造美丽新城市 吕斌一直是带着一种很深的感情来谈城市规划的。“城市规划有许多美的东西，有一种格调和价值观在里面。格调不是奢侈豪华，它讲的是一种品位，是一种文化。我的理念不是追求绝对的美，而是以人为中心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舒适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富人们都搬到郊区去了，晚上的城市变成一座死城，毫无人气和生机。城市为谁而建？它不应当只为开发商而建。这样的结果不仅中断了文化，同时造成了城市犯罪问题的增加。现在的城市改造过于强调宽马路和大高楼，认为这就是现代化。我认为，道路的功能不仅是交通，还要有交流和景观功能。21世纪的城市问题就是城市中心的问题，把过去强调的城市功能化转变为复合化，恢复城市的人气和活力。一个城市搞得好不好，关键看人气，南方的骑楼就使城市有了活力。” 吕斌目前手头正在进行的有好几个科研项目，北京景山标识系统设计引起了我的兴趣。“空间环境对人们的价值观和性格的形成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国外有历史文化散步道，文化古都北京应当有体系地全面设计这样的地方。我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中华文化通过什么来体现呢？破坏容易重建难，需要的也不仅是时间。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我有责任保护历史文化景观。”说这番话的时候，吕斌深沉的脸上显出少见的激动。 职业的选择也是生活方式的选择 吕斌的生活是飞来飞去的。经常在外奔波，“有人说我的工作和玩没有多大差别，到处游山看水。我出差特别多，有时每周都有，见到机票我的腿都发软。真的！我选择了这个职业，也就是选择了这种生活。好在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从小也有一种喜欢探险的兴趣，我跑过许多国家，49岁的人了，但心理年龄很年轻，你应当理解我们这代人，我一直在赶末班车，今年夏天将第一次当爸爸，家庭应该是完整的，但现在还没有当父亲的感觉，要投身于一种事业，必然需要牺牲很多东西。” 阳光打在吕斌脸上，照着他那双因长期缺觉而总是眯着的眼睛。他说要做的事业太多，最缺少的是时间。校园里走来走去的学生向吕斌打着招呼，他很自豪地说：“他们爱听我的课，每次来的人都很多，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但他们有些事情也不能理解我。刚从日本回来时，他们想看看我家有多高级豪华，去了一看，全是国货，连沙发都没有，只能坐在地上，这就再也没有人去了。”吕斌笑了，笑声洒落在燕园的小道上。 北京的城市景观设计———吕斌访谈（２００３年张磊采访整理） 城市设计是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之后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其领域亦包含二者。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北京的城市建设随着申奥成功形成了新一轮热潮，城市景象日新月异，但是也有一些突出的问题。 ID＋C：吕教授，北京作为一个文化名城，在城市的景观设计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吕：城市景观内容很多，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是绿化景观，忽视了人文景观，而后者是城市景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城市活力的标志之一。近年来，北京的绿化景观有了很大的改观，河流整治成旅游景点，例如什刹海的改造，极大方便了附近居民的休闲活动，非常有生气，这一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很多绿化景观的尺度都过大，大片的草木并不适合城市居民的使用，主要是观赏的作用。城市的景观设计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北京是一个大城市，但不是一个大都会。从城市设计上来说，缺少Townscape（街景），而国外的城市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它是人性化的一个表现。 ID＋C：请您就Townscape的概念对北京的城市人文景观具体地分析一下。 吕：北京的城市发展很快，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是居住郊区化和旧城改造。回龙观、天通苑等大型的居住社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低房价吸引了大量的居民。旧城区的基础设施差，居住密度高，随着土地有偿使用的政策实施，土地开发市场趋向于商业、金融。这是城市中心区域的功能置换，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对传统历史环境的保护和文脉的继承。随着原有居民的搬迁，进入的是全新的人群，区域文化特征的民俗和格局在改造中完全丧失，这是非常可怕的。 ID＋C：这似乎是城市发展很难避免的问题，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呢？ 吕：这主要是一个开发方式的问题。现在的土地开发是以项目为中心，开发商的运作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区域文化的保护，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建筑之间的联系、街区的环境都缺少人性化的设计，建筑过于突出自我，造成的街景是一个个跳跃的点，断裂的空间。 ID＋C：金融街就是这样功能很明确的布局。 吕：对。近几年建筑师对建筑形式的把握能力很强，但是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差。协调有几种，有对比协调和统一协调，现在多数都是对比。有一两个特色鲜明的建筑是好的，但是对比多了就成为杂乱。金融街的功能明确，但是建筑的体量都很巨大，彼此之间的间隔仅为道路而已，没有近人的尺度和交流的空间，彼此显得非常孤立，下班后人走楼空，即使开着灯也很冷清。 ID＋C：建筑的景观协调是很难把握的，从色彩、细部、材料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金融街给我的感觉是空旷陌生的高楼大厦，的确很难有亲切之感。 吕：这就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功能分区过于严格，商务区缺少生活气息，冷冰冰的。这种城市环境不利于人们的生活健康。应该在商务区的附近增加一些酒吧、茶座，一些花园、一些居住社区，让人们的生活就在其中。过于单调的功能无法汇聚人气，也就没有活力。金融街现在夜间死气沉沉的气氛，也对其商务工作形成许多不便。楼群中应该采用步行街体系，周边或者地下停车，改善空间环境。 ID＋C：这样会形成类似生活社区的气氛。 吕：社区化的空间是最适合人们活动的环境，国外的城市发展非常重视这一点。反观北京的CBD和中关村科技园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向中关村管委会反映了多次，提出要在办公园区内增加一些公寓住宅，避免造成夜间的死城，但是一直没有人重视。现在中关村科技园全部都是办公建筑，规划方面不允许建设住宅，最近的住宅区就是上地，我很担心将来会成为一个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地区。 ID＋C：我看到很多住宅区的广告，都号称是“CBD的后花园”，但实际上距离有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 吕：这完全是坐车上下班的距离，不可能步行。这样就不会形成一个社区的环境，长距离的通勤也造成交通条件的恶化，耗时耗能。这种不合理的空间结构对城市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对环境的负荷很大。近郊居住区的工作环境建设和城市中心区的居住环境建设都能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开发商做商住楼，也是针对这种市场需要的反映。 ID＋C：从城市景观来说，似乎更多的提到公共建筑，住宅被排除在外。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吕：这是由于现状的不合理给大家的印象。住宅区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其本身来说，北京的住宅区建设对城市景观贡献很小，甚至是毫无贡献。 ID＋C：这怎么理解？ 吕：近年来对住宅小区内部的景观非常重视，绿化和娱乐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完善，但是这完全是以内部为中心的景观环境，是以住宅围合成封闭的居住空间，与传统的四合院颇为相似。SOHO现代城用色彩对城市景观做了一些探索，整体来说还不够。 ID＋C：这种封闭的格局大概就是北京的特色，也是气候的原因。这使得城市显得有些沉闷。在景观的其它方面，北京还处在建设之中，居民的日常生活还限制在小范围内，很多细致的景观更受大家关注。 吕：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小品的设计，包括路灯、标牌、地面铺砌、绿化等。天安门的玉兰花灯是很有特色的，是广场景观的一个重要因素。路灯这种工业产品做好了就是艺术。现在国内加工技术还不高，有一些好的设计不能制造出来，大量引进国外产品难以形成本地区的特色，这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 总的来说，现在的城市景观更关注的是以人为本，是生活的舒适和健康，绿化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多的是文化的氛围，所以我也多次提到社区化的发展，增加城市的活力。北京具有很大的潜力和条件，希望大家多关注这方面的建设，把北京建设得更好。 ID＋C：感谢您对城市景观的建设提出好的看法和建议，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吕斌教授先后主持过《CBD(中央商务区)的功能与形态的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工作框架研究－区域规划的发展与完善》等80多个研究项目。在国内外各种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类核心刊物及专业技术刊物发表《国外城市设计制度与总体规划》，《试论景观与环境意识》等50余篇论文。主要著书有《都市圈环境规划方法》、《亚洲的景观风貌－中国的大规模土地开发与景观的变貌》等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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