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建设中，创造者与决策者的关系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创造者定位为从事文化活动的专业人士；把决策者定位为文化工作的领导者。无数的文化现象表明：当创造者和领导者心心相印配合默契时，好作品就能够顺利诞生。而当二者意见相左，认识发生重大分歧时，文化园地就只能是一片荒芜。以兰州为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有过的文化建设高潮，无疑得力于当时的文化创造者和领导者配合默契，而不少决策人物本身就是作家诗人。文革期间不堪回首的状况恰恰是创造者陷入迷茫或者被剥夺了创造的权利，掌握决策权的人们都被裹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文化园地成了一片废墟就是必然的结果。八十年代以来兰州文化建设的复苏和九十年代的繁荣兴旺直至创造辉煌，正是二者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水到渠成。

　　文化创造好比下种育苗，创造者的灵感和动机需要精心呵护，所以，党提出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实在是明智之举。我本人从事文化工作三十余年，亲身经历了“文革”后兰州文化建设从一片废墟到创造辉煌的全过程，在不同层面上参与了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重要文化事件和重点作品的诞生过程，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假如剧作家让陈毅将军开口唱京剧的创作冲动被视为胡闹，就不可能产生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京剧《南天柱》；正是市上领导力排众议，在我市财政十分紧张的状况下修复了“八办”纪念馆，从而带动了兰州文博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样，市委常委会认可了组织一支太平鼓队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艺术节的动议，才有了从“中国鼓舞邀请赛”演变而来的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而在华林山上举办庆祝兰州解放五十周年的大型庆典，开始策划时也有不同见解——“那个地方怎么能唱歌跳舞呢？”搞得文案策划人如履薄冰地准备了九条理由向市上分管领导汇报策划方案，所幸他们一锤定音“就这样办”！大气磅礴的《8·26颂》得以如期举行；决策者若不提出“作西部文章，创全国一流”的目标，怎么会有气势恢宏的《大梦敦煌》……说实在话，文化创造者的点子层出不穷，丰富多彩，决策者们敏锐的洞察力和辨别力是保证这些好的策划点子燃烧成满天彩霞的聚焦镜，而一瓢凉水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然而对于有些点子，却应该泼一瓢凉水，比如“以副养文”曾经据说是文化人走出困境的“灵丹妙药”，于是几乎所有的文化单位都搞个经营“副业”的公司，好好的剧场电影院弄成了包子铺火锅店，博物馆天天在搞服装展销，体育馆变成了家具店，靠做二房东过日子，文化人从事与文化建设毫无关系的所谓副业。而这，似乎也是一种“决策”。

　　文化的创造者要致力于文化的创造，文化事业的决策者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是在搞先进文化的创造还是在搞伪文化的瞎折腾，在决策文化项目中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