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我国近30多年的城市建设，并不过誉。但也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各地频现的“短命建筑”。如：2006年，成都市在金泉乡圈下6500多亩农地、投资20亿元建造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仅举办了两届“非遗节”，总共使用了不足30天就废了；“西湖第一高楼”仅用了13年就被炸掉；广州天河城西塔楼刚建了4层就“烂尾”，不日遭爆破；投资2.5亿兴建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仅使用了18年就被拆毁；日前，“短命建筑”又添“新丁”：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南京市地标性建筑—图书发行大厦被拆除。

    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的载体，城市建筑自有一定的“寿命”。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确定的建筑耐久年限为100年以上，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略为作一横向参照，在英、法、美三国，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因此这些国家城市里“百年建筑”比比皆是。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钢筋和水泥，而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在25—30年间。

    我国何以频现“短命建筑”？不可否认，有些建筑商唯利是图，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导致建筑不达标而提前拆除，但是，质量差并非“短命建筑”的主要因素，而且，像上述列举的多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根本不存在质量问题，而是症结在于不理性、不科学、急功近利的城市规划上。

    必须指出，当下，有些地方领导确实存在严重的“政绩焦虑症”。我们并不是忌谈甚或忽视“政绩”，因为它涉及对官员履职成绩的评价问题。我们反对的是政绩异化现象，这一现象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单从经济指标判定政绩。上世纪30年代美国人发明了GDP，用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生产水平最基本的总量指标，它一度成为我国某些领导片面追求政绩的“香馍馍”；二、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尤其是近年来土地价格快速上涨，拆迁置换出土地带来的卖地收入，更让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大拆大建。这些患有严重“政绩焦虑症”的官员好大喜功，对城市规划朝令夕改，以致“短命建筑”层出不穷。

    城市固然需要变化，需要发展，但它亟须以科学规划为要旨。一些西方国家“一战”以前设计的建筑仍然能使用到现今，充分彰显了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咱也有悠久的城市规划传统，但传承得不够，再加上历史上出现的断层，使得城市规划没有很好地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屡有乱象：或光从规模上攀比发达城市，不顾实际地“跟风”；或为了解决眼前的外来人口居住问题，盲目建住宅区；或无视地理环境的限制，在不良地质上修建大型建筑；或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给城市的未来规划埋下了隐形弊端；等等。

    地方政府对城市规划需要有长远眼光，因为规划者承载的不止是一代人的责任。倘若一个城市仅着眼于当下的风光而设计，为着满足“一把手”政绩渴求而建设，那么，这样的城市规划要么不切实际，要么大手大脚，要么透支资源。优美的城市有赖于规划者的理性思考，诸如：城市发展与当代“宜居”的关系，与建筑安全的关系，与遗泽子孙的关系，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倘具有了如此的思路，“短命建筑”这一城市规划的“短板”现象何愁消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