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水变黑、天变灰这样肉眼可见的污染相比，土壤污染有着一定的隐蔽性。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教授透露，《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专家意见稿已经完成，并提交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在完善之后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身为这部法律的首席专家，王树义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污染面积只有几百万公顷，而现在已经超过1000万公顷。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化，其中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根据中科院生态所研究，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大约相当于12个北京市的大小，这些土地将随着城市化进程有多少将转化成住宅等建设用地，我们不得而知。

国内最近一起毒地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并令人感受到了立法的紧迫性：2006年2月，武汉一个地产项目开工，工人在桩基作业时，接触到深土层中毒，出现呕吐、头晕等现象。经调查后的结论是土地被农药化学物质污染，必须立即停止施工。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在此地生产经营长达数十年，曾发生过重大化学品泄漏事故。2003年农药厂完成改制后搬离，2005年武汉土地储备中心完成地块的收储工作，2006年由三江地产公司以4.05亿竞拍获得。今年，三江地产公司将武汉国土局告上法庭，最终获赔1.2亿，收回该地块。

武汉毒地事件中，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该地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已遭到禁止的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的化学成分，该成分的最大特点是，化学稳定性强，即便深埋地下也很难降解。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认为当时重大失误在于，收储该地时未作环评和勘测。直至开发商施工中毒后，才最终引发了这起全国最大“毒地”被退事件。据武汉土地储备中心介绍，日前，该地治理工作已经启动，但治理费用巨大，至少在5亿元以上。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特聘研究员李喜青表示，在没有进行污染状况调查和必要的修复的情况下，把工业遗留场地开发成住宅用地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充分说明国内工业遗留场地再利用的不成熟。

2004年，北京市曾发生一起地铁工人施工中毒事件，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在探井时，由于地处农药厂污染地段，未处理的土壤中的废气导致工人中毒。

早在2007年8月，北京万科也曾拿下污染过的原北京红狮涂料厂的地块。万科为此对污染土地采取了综合治理，先将“毒地”全部挖出，运到北京飞机场远郊，再进行化学焚烧，最后再运新土填补。前后耗资1亿多元。万科相关人士透露，武汉这一地块的处理再利用，保守估计也需要在2亿元上下。

北京最大的居住小区之一的天通苑，从50年代开始就是垃圾填埋场，天通苑东区曾是处理生活垃圾的区域，西区则是处理医疗垃圾的区域。在形成天通苑住宅区之前，土地也进行过环评。即便这样，对于天通苑曾为垃圾填埋场还是让当地居民担心不已。

数据表明，北京市自2005年至今已对50个工业企业搬迁后遗留的、准备再开发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场地进行了调查，这些场地包括钢铁、焦化、化工、染料、纺织、印染、汽车制造、农药等行业。调查发现，这50个场地中存在较严重污染、必须经过修复后才能再开发的场地有8块，占总数的16%。由此可见搬迁场地中有相当部分存在较严重污染。目前北京已经对其中的三块场地(原化工三厂、红狮涂料厂、北京染料厂场地)进行了修复，另外焦化厂等遗留场地的修复即将开始。

“这是典型的棕地修复问题，国内才刚刚起步，特别不成熟。”李喜青教授说。

国际上通用的说法，毒地即棕地（BrownfieldSite），最早由美国界定。工业污染场地、垃圾填埋场，都称为棕地。因为潜在的污染，这些场地的重新利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被废弃、闲置和未充分利用的场地因其地上设施的陈旧而被形象地称为棕地(brownfield)。与之对应的是未经开发的长满绿色植物的土地，即绿地(greenfield)。

最著名的棕地事件是美国拉夫运河小区案。上世纪70年代末，居住在该小区的家庭陆续出现流产、死胎和新生儿畸形、缺陷等现象，成年人体内也长出了各种肿瘤。经调查后的结论是，该小区曾经是一个堆满化学废料的大填埋场，在没有经过土地修复的情况下，土地出售给了当地教育部门，地上盖起了学校和住宅小区。该事件也推动了美国对于棕地的立法——超级基金法案的出台。

在发达国家，棕地一直是城市发展和更新中的难题。棕地的彻底治理往往在技术上存在困难，而且费用十分高昂。而不加治理就进行棕地开发有可能对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20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重心和工作机会经历了由城市到郊区、由北向南、由东到西的转移。大量工厂在搬迁后留下了的场地在不同程度上被工业的废弃物所污染，成为在环境上受到损害的地块。

同样，中国这几年的城市化之迅速令人乍舌，二十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100多年走过的路。3月25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当天在纽约总部发布了《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报告》。报告称，1980年中国有51个50万人以上人口的城市，到2010年，中国增加了185个这样规模的城市。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又将有107个城市加入这一行列。

随着城市的扩建大量工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在没有针对土地进行修复以及权责进行明确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将会对人类自身造成长久的伤害，进而演变为群体事件。“毒地”对置身于城市化、工业化大潮中的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不尽快针对“毒地”进行立法，那么在发达国家上百年时间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将在我国集中出现。如果连人的居住环境的安全性都难以得到保障，空谈低碳又有何用？

按照土地收储的惯例，一级开发商负责将土地达到“七通一平”标准成为“熟地”，在这个环节许多城市并没有针对土壤进行环评。去年4月1日，北京市环保局还取消了对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只需报送相关资料，由市环保局出具是否同意土地一级开发的正式意见函即可。在土地二级开发过程中，许多城市也没有针对土壤的环评。

同时，专家指出，如果选择废弃或闲置棕地，其弊端同样不容忽视。一来这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特别是在土地极度稀缺的大城市中。二来废弃的地块严重损害城市的形象，不利于吸收投资。废弃的地块还会影响周边地段土地的升值，减少政府的收入。另外，在市中心废弃或闲置土地意味着城市发展必须更多地利用郊区的土地。无疑这会加速城市的扩张。这样的扩张不仅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而且大大提高市中心人口到郊区工作的时间和交通运输成本。

发达国家在城市更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棕地。20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重心和工作机会经历了由城市到郊区、由北向南、由东到西的转移。大量工厂在搬迁后留下了的场地在不同程度上被工业的废弃物所污染，成为在环境上受到损害的地块。据美国环保总署的统计，美国目前至少有50万块棕地。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中国也进入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浪潮。在美、日、欧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不少珠三角的沿海城市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目标。随着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兴起，珠三角地区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开始向这些地方转移。同时，随着土地、劳动力、能源等方面成本的上升与环境的恶化，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西部地区开始“接棒”。

我国产业升级最突出的特点是产业转移呈梯度推进的态势，大致形成国际产业向我国沿海经济圈转移，沿海经济圈向中西部转移的局面。污染工业企业就是在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中在不同区域之间转移，而其搬迁留下的棕地和污染严重的毒地也跟着在中国许多城市不断涌现。

以重庆市为例，到2011年，列入重庆市政府预算进行调查的搬迁场地预计有127家；到2015年全市预计共有1300家企业需要搬迁，也就是说，到2010和2015之间的六年时间，重庆市会出现1300块棕地。有关专家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调查显示，最近几年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五分之一是存在较严重污染的“毒地”。

然而在中国关于棕地的信息极度缺乏。中国直到2004年才由国家环保总局发出关于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的通知，要求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对场地进行污染状况调查评价，实施必要的修复。在这之前搬迁企业遗留场地的数量、位置、原有企业产品和生产工艺、可能和现实的污染状况基本没有统计。这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

“发达国家如美国都编制了全国性的棕地清单，对全社会公开并且不断更新。而我们国家还没开始全国规模的调查，甚至还没听说有这样的打算。如果有了类似于美国的棕地清单，开发商在购买土地、居民在购买房屋就会有所考虑，也就不会出现武汉地产公司状告当地土地储备中心和类似于美国拉夫运河小区污染那样的事件。”李喜青说。

（编辑：赵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