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现状

　　在过去的一年里，“低碳城市”这4个字在中国远比全球变暖升温更快。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最新的成员是拉萨，计划成为以应用太阳能为主的“太阳城”。

　　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在11月29日开幕的坎昆联合国年度气候变化峰会上，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项明确的任务——积极参加以“低碳城市”为主题的边会，与各国代表“学习并交流经验”。

　　低碳城市不仅在数量上遍布了中国的版图，发展路径的选择也颇为多样。

　　在河北省保定市，覆盖着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电谷大厦”成为新地标；山东德州的“太阳城”名声俨然有赛过“德州扒鸡”之势，太阳能路灯立于大街小巷；深圳市政府选择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行共建，让这座城市有了“低碳生态示范市”的底气；在浙江省建德市，一场消灭空调外挂机的全城总动员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在姜克隽看来，这些热情值得鼓励，但要“名副其实”很难。

　　目前业界公认的低碳城市标准是，将建筑、交通、工业这三大碳排放源的低碳规划纳入城市的整体运行规划中，并能使整个城市的碳排放量有明显下降。

　　这一概念发轫于伦敦市前市长利文斯顿2007年发表的减碳计划书——《今天行动，守候将来》。在计划书中，利文斯顿将伦敦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锁定在2025年降至1990年水平的60%。丹麦的哥本哈根市堪称“低碳城市”的典范。自1995年到2005年期间，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

　　在我国，目前没有一座城市有过可以量化的减排历史，还出现了诸多建设低碳城市的怪现状。有的是“旧瓶换新酒”，以低碳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还有的是“低端不低碳”，一些打着低碳旗号的新能源产业园区，还停留在设备制造的低端加工环节；还有的“挂羊头卖狗肉”，“烧着高碳的煤，生产低碳的节能灯”。

　　“就算是形象工程，也比没有要强，起码说明重视这个形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认为。在他看来，低碳城市的理念能被广泛接受，本身就很不容易。几年前，他所在的研究机构曾就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合作事宜，与多个省市的相关部门接触，但大部分负责人都以“不知道国家在气候谈判上的态度”为由婉拒了合作邀请。

　　去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成为分水岭。庄贵阳说，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超过100个中国城市明确表示愿与低碳“联姻”。

　　“做好基础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还难吗？”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王克认为：“低碳城市还停留在摸索阶段。”据悉，碳排放指标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确定。执行方式可能是建立在省份级别的领导签署“军令状”的基础之上，即作为一种约束性的硬指标，分解到各地区。

　　据王克回忆，在今年6月举行的研讨会上，地方官员向国家发改委的研究人员频频提问，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基础碳排放量的统计与检测方法；第二，中央与地方如何分配财政投入；第三，是否存在可以学习的现实案例。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顾朝林教授看来，这些都是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就像“做生意之前要摸清家底、算好账”一样。事实上，我国省市一级的碳排放清单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试点中的五省八市，还未提交任何具体规划。

　　“做好基础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还难吗？”顾朝林反问道。

　　低碳城市是一种责任

　　一些城市的规划小组还将“低碳”简单地理解为节能减排，甚至在方案上也部分照搬“十一五”中的节能规划。

　　但类似于通过大批淘汰落后产能而减排的方式潜力并不大。仅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各省累计淘汰的小火电机组已超过1000万千瓦，这一规模超过了英国全国的火电装机容量。

　　“低碳建设应该进入统领性的整体城市规划，而不仅仅是工业减排的附属品。”王克说。

　　建设低碳城，绝对不是政治任务，而是一种责任

　　“大家都想建设低碳城市绝对是好事情，但不要把它当做是政治任务，而要视为一种责任。”作为中国最早研究低碳城市的学者之一，姜克隽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宣扬低碳城市的意义，那就是创造宜居环境、保障能源安全、在新能源经济领域实现我国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国家发改委曾举行过一次研讨会，听取一些地方负责人预估的减排目标。在讨论过程中，各省份代表均以其他省份代表的主流减排目标为参照，有的将目标从30%增加到了40%，也有的从50%减少到了45%。最终，几乎所有代表的意见都趋同于45%，这也是我国承诺减排目标的上限。

　　“每个城市资源禀赋都不一样，有些城市应该更激进，有些城市则太激进了，缺乏科学性！”一位专家评价道。中国规划网北京12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