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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
长期以来，不少人带着历史偏见看待我国南宋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多半是出于对宋高宗“恐金”和权相秦桧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然而，当我们将南宋王朝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放到人类社会进步的特定阶段中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南宋时期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国计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不难发现这些成就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所产生的影响，进而科学、客观、公正地“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在我国古代，自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赵构重建宋室，至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帝昺蹈海灭亡，历时153年，史称“南宋”。其间，南宋王朝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宣布，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为“行在所”而正式定都。我们认为，所谓“南宋”，不仅是一个历史王朝的称谓，更主要的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南宋时期，我国虽说处在封建社会的中期，人的自由与发展受到集权思想与皇权统治的严重束缚，但与宋代以前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相比，南宋人所达到的生活质量和所发挥的创造活力，都是前所未有的。两宋立国320年，虽不及汉、唐、明、清国土辽阔，却以封建时代无可比拟的社会发展程度，跻身于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列。无论是文化教育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活跃、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南宋都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南宋王朝长达153年(公元1127—1279年)的统治，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中华文明不断走向现代化。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真实的南宋”固然存在消极的负面，但更具有积极的正面。 （一）在政治方面，要看到国家外患深重、君王苟且偷安，更要看到志士精忠报国、朝廷集权文治 南宋前期受到女真金朝骚扰掠夺，后期又受到蒙古元朝野蛮侵略。以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消极抗战、丧权辱国。而南宋统治集团定都杭州，视作“临安”而非“长安”，表达出不忘收复中原的意愿。在南宋军民浴血抗敌的百多年中，涌现了以岳飞、文天祥两位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为代表的大批爱国将领、众多仁人志士，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难以比拟的。 宋朝建国之初，鉴于前朝藩镇割据、皇权削弱的历史教训,采取“强干弱枝”政策，不断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并且在南宋时期得到强化。对于中央权力，实行军政、民政、财政的“分立”，削弱宰相的权力与地位；对于地方权力，中央派遣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将原节度使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管辖；对于官僚机构，实行官（官品）、职（头衔）、差遣（实权）的分离制度；对于财政权力，设置转运使，将原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权收归中央；对于司法权力，设置提点刑狱，将方镇节度使掌握的地方司法权收归中央；对于军事权力，实行禁军“三衙分掌”和握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兵与将的分离。实行这一系列政策，加强了中央的全面控制，维护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两宋统治集团始终崇尚文治，重用文臣，提倡教育和养士。这与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明清“文字狱”相比，两宋时期可谓是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3]。由于确立“兴文教，抑武事”方针，将“右文”定为国策，带来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活跃和参政议政的热情高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南宋时期，常有正直大臣上书直谏，甚至批评朝政乃至皇帝的缺点。这与隋、唐、明、清时期动辄诛杀士大夫的政治状况大不相同。为了吸收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两宋改革选才用人的科举制度，采取“寒门入仕”的政策，消除魏晋以来士族门阀的影响。在南宋时期，科举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都可以应试授官。事实上，南宋的科举登第者也多为平民[4]。 （二）在经济方面，要看到百姓岁贡不断、赋税沉重，更要看到社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 面临异族长期威胁的外部环境，南宋王朝不得不对内加强皇权统治，对外称臣、割地、赔款等。庞大军备和连年朝贡，加重了南宋的王朝财政负担和民众经济负担，影响了南宋壮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然而，北方人口大量南下，也给南宋经济带来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再加上统治者出台的利国利民举措，南宋仍然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南宋王朝注重兴修水利，鼓励流民复业和荒地开垦。不仅垦辟了众多的水田、圩田、梯田，出现了“田野加辟”的繁荣景象，而且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至元初，江浙行省的岁粮收入占到全国岁粮总收入的37.10%[5]。江浙地区成为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南宋时期的手工业生产跃上新的台阶。南方成为中国的丝织业、瓷器制造业的中心和最发达地区。而造船业的发展更是首屈一指。漕船、商船、游船、渔船的打造数量庞大且富有创造性；多根桅杆海船，为前代所无；战船种类繁多，功用齐全，在抗金和抗蒙元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宋代的主导经济还是自然经济,但由于冲破了历朝统治者“重农抑商”的观念,确立了“农商并重”的国策，采取了惠商、恤商的措施，使得社会各阶层纷纷从事商业经营，商品经济呈现划时代的发展。商品贸易的扩大和城市商业的繁荣，造就了临安、建康（今江苏南京）、成都等全国性的商业都市和50多个地区性的商业城市，以及一大批草市、墟市等定期集市和商业集镇，形成了“中心城市——市镇集市——边境贸易——海外市场”的通达商业网络[6-1]，也形成了住宅与店肆相混合的、“市坊合一”的城市商业格局。商品交易量巨大，商税加专卖收益均超过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状况[6-2]。两宋期间，东南方向的海路成为我国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依托与外洋通商的近20个口岸和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北起淮南/东海，中经杭州湾和福、漳、泉的金三角，南到广州湾和琼州海峡的全面开放格局。这种盛况不仅隋唐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7-1]。宋前，与我国通商的约2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和印尼群岛。与南宋有贸易关系的60个以上国家和地区，遍及南洋（南海）、西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的广大地区。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出口商品则以附加值高的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表明宋代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程度高于其外贸伙伴[7-2]。 （三）在文化方面，要看到社会封闭保守、君臣颓废消沉，更要看到学术艺术的百花齐放、大众教育的社会普及和科学技术的杰出贡献 收复中原的战争屡遭挫折，致使南宋社会笼罩着悲观的情绪。上至皇亲贵族，下至文人士大夫，热衷于享受山水之乐和口腹之欲。在贪图享受、胸无大志的背后，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将中国古代文化带入最为灿烂的发展时期。后人曾经评论：近代的中国文化，其实皆脱胎于两宋文化。尤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宋代文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8]。 宋代学术代表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高度发展。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妙，大师迭出，群星璀璨。两宋统治者以文治国、以名利劝学的政策，对于前所未有地活跃当时的思想、学术、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理学思想倡导国家至上、百姓至上，与孟子提出的“君轻民贵”一脉相承。而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儒佛道三教同设并行”，迎合了时代需要，使得宋代儒生不同于以往之“终信一家、死守一经”，更推动南宋的思想、文化做出了重大的突破与建树。南宋学术界先后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等主要学派，开创了浙东学派的先河。南宋时期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维持了近百年之久，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尤其是浙东事功学派极力推崇义利统一，强调农商并重才能民富国强，实现国家中兴统一。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希望发展南宋经济和收复北方失地的强烈愿望。 南宋文学艺术的繁荣鼎盛为中国古代历史之最。南宋词在内容上有所开拓，在艺术上更趋成熟。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豪放词派的最高代表，与北宋词人苏轼一样，同为宋词最为杰出的代表。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开创了别具一格的“易安体”。陆游也是南宋词坛的巨匠。他的词充满了奔放激昂的爱国主义感情，与辛弃疾一起把宋词推向了艺术高峰。宋诗以崭新的艺术表现和思想境界影响至清末民初，完全有资格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并驾齐驱。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到新的阶段。始现于南宋初年的“戏文”，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走向成熟，也为我国后世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9]。宋代绘画曾经达到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10]南宋著名画家的作品至今享有崇高的艺术地位。南宋绘画尤以山水画最为出色，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宋代的工艺美术堪称中国工艺史上的典范，为明清工艺争相效仿。 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使教育更加大众化，提高了南宋社会的文化素质。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并存。各州县的学校规模和办学水平，较之北宋有了更大发展。宋代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11]。南宋的学堂教育达到了空前的普及。 宋朝也是古代中国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自宋朝。南宋的科技在北宋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在很多方面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指南针的航海应用，始自北宋末期，到南宋已经发展为简易的罗盘针。这项航海技艺的变革，预示着计量航海时代的到来。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始自南宋。南宋出现的管形火器，是近代枪炮的雏形。南宋开始推广使用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造纸技术和造纸生产的发展。南宋陈旉是中国农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土地利用规划技术的人。稻麦两熟制、水旱轮作制、“耕耙耖”耕作制，在南宋境内得到较好推广。许多植物谱录也首现南宋：《菌谱》是世界上最早的菌类专著，《全芳备祖》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梅谱》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梅花的专著。宋代的许多制造技术属于当时各国的最高水平。南宋时期发明的“冶银吹灰法”和“铜合金铁”冶炼法，开始使用的焦煤炼铁法，在我国冶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南宋时期的数学以其辉煌的成就，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提出的多种算法，比西方早数百年。杨辉的“九归口诀”，不仅提高了运算速度和精确度，而且促进了明代的珠算发明。南宋是中国法医学的形成时期。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350余年。南宋是中医学的兴盛时期。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反映了当时中国针灸医学的最高水平。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是著名的妇产科著作，直到明清时期仍被奉为经典。刘昉的《幼幼新书》是我国较早的、比较系统的儿科学著作。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方剂学专书。 （四）在社会生活方面，要看到富豪官绅生活奢华，更要看到朝廷官府关注民生 南宋社会的奢侈之风，既是官僚地主腐朽本质的集中反映，也是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缩影。而南宋朝廷官府倡导善举、关注民生、同情民苦，也是客观事实。两宋时期，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解除和门阀制度的崩溃，先前士族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换、世俗等级界限的松动，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12]，体现在科举取士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官民身份可以相互转化[13]。 其一，南宋农民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两宋时期，租佃制普遍发展。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不承担其他义务。在大部分地区，客户契约期满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客户直接编入宋朝户籍，承担国家某些赋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离土离乡，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活动。 其二，南宋商人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宋前历朝一直奉行“重农轻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其三，南宋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为了适应工商业的发展，两宋王朝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标志着“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3]。而南宋时期实行的募兵制，遵从人们服役的自愿选择，有效地保障了城乡劳动力稳定和社会安定。 其四，南宋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一是“荒政”制度。由朝廷官府向灾民无偿提供或借贷提供钱粮物，将灾民暂时迁移到丰收地区或动员富豪平价售粮，并且在各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以解决暂时的粮食短缺问题。二是“养恤”制度。在临安等城市中，朝廷官府设立了不同的养恤机构。有赈济流落街头的老弱病残乞的福田院，有收养孤寡贫穷不能自存者的居养院，有收养并医治孤寡贫病不能自存者的安济院，有收养社会弃子弃婴的慈幼局等。三是“义庄”制度。义庄主要由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凭其秩禄买田置办用于出租。租金用来赈养族人的生活。义庄的设置在一定范围内保障了族人的经济生活，辅助了官方的社会保障。南宋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14]。
第二部分 南宋的历史贡献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一）南宋对世界文明进程之影响 南宋对东亚“儒学文化圈”的作用。朱子理学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东亚各国的文化和现代化，并且长久地积淀在东亚各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南宋的儒学文化传至东亚各国，与那里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产生了朝鲜儒学、日本儒学、越南儒学等东亚民族国家的儒学，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这是东亚文明发展中的一大奇观。时至今日，南宋儒学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信义”、“忠诚”、“中庸”、“和”、“义利并取”等价值观念与社会精神，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俗民风、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南宋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海外贸易的扩大，把雄踞于太平洋西岸的南宋帝国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在全国普遍使用纸币，无疑是真正的“金融革命”。纸币流通的意义远在金属铸币之上。它表明我国在货币领域的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带来经济生活开始不同于以往的本质区别。 南宋对人类进步活动的促进。两宋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改变了世界事物的全貌：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由此产生无数的、巨大的变化，以至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得上这三种发明[15]。马克思的评价则更高：“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6]两宋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对法、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选官制度提供了直接的借鉴，甚至被人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二）南宋对中国后世发展之影响 南宋时期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手工业的兴盛、商业经济的繁荣、对外贸易的扩大，催生了一个又一个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这些规模不等的经济都市，吸引各地居民前来定居，并且逐渐产生了不同于农村的城镇生活方式。中国封建社会由此开启了平民化进程，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社会特征。 南宋时期的发展，促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宋朝皇室南下，江南地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新兴经济城市大量集中在长江一带、江南地区，全国的经济重心因此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我国的经济形态逐渐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从内陆型经济朝向海陆型经济。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7-3]。 南宋时期的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先后被同时代的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征服的宋王朝，最终被南宋所代表的先进农耕文化所征服，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10—13世纪,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时战时和、时分时合，两宋文化借此迅速向北扩散传播，深深地影响着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先进的南宋文化，从文字到思想、从典章制度到风俗习惯均呈现出汉化趋势[17]。这些民族从落后走向文明和进步，也就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进而掀起中国社会第三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 南宋时期的发展，奠定了理学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理学被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并且垄断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思想和学术长达700余年，因而成为南宋思想领域的独特亮点。两宋时期开创的儒、佛、道“三教合流”，“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以儒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格局，得到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延续。 南宋时期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后世王朝政权的稳定基础。南宋王朝能够在外患深重的情况下保持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心内治，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坚实的民族认同感。因此，自宋朝以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分裂割据。 （三）南宋对杭州城市建设之影响 南宋经济、文化、社会的发达，使京城临安成为当时最繁华的世界大都会。南宋的民族文化大交流、生活方式大融合、思想观念大碰撞，使京城临安的市民形成独特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性格特征、语言习惯。直到今天，杭州人所独有的文化特质、社会习俗、生活理念，都深深地烙有南宋社会的印迹。 南宋朝廷以临安为行都，杭州从州府上升为国都，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精心营造临安城市建设。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杭州已经成为当时的亚洲各国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并且以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规模跃居当时（13世纪中叶）的世界各国大都市之首。 南宋临安，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工商业发达：造船、陶瓷、纺织、印刷、造纸等门类齐、分工细、规模大、档次高，有“四百一十四行”之说；城内外集市与商行遍布，天街两侧店铺林立，早市夜市通宵达旦；城北运河樯橹相接、昼夜不歇；城南钱江两岸各地商贾海舶云集、桅杆如林。文化教育兴旺：城内先后集聚了李清照、朱熹、尤袤、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陈起等名士；临安雕印为宋代全国之冠，杭刻典籍为我国宋版书之精华；城内设有南宋最高学府——太学，规模最为宏阔，与武学、宗学合称“三学”；城内文化娱乐业的瓦子数量、百戏名目、艺人人数、娱乐项目和场所设施等，都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今日杭州之所以成为“人间天堂”，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得益于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 南宋临安，一座兼容并蓄、精致和谐的生活型城市。北方人口的优势，使南下的中原文化全面渗透进本土的吴越文化，形成了临安独特的社会习俗，影响至今。临安的社会是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和谐相处的社会，临安的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临安的生活是中原风俗与江南民俗相互融合的产物。经过南宋100多年的流行，北方话逐渐融合到吴越方言之中，形成了南北交融的“南宋官话”。自南宋起，杭人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从以稻米为主，发展到米面皆食。“南料北烹”、南北荟萃，结合西湖文采的美食佳肴，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杭帮菜系”与独具一格的临安饮食之风。无论是建筑寺观，园林别墅、亭台楼阁和小桥流水，还是陶瓷、丝绸、扇子、剪刀、雨伞等工艺产品，无不体现江南的精细精致。城市的繁华与西湖的秀美，使临安人在辛勤劳作之余能够讲究吃喝玩乐、神聊闲谈、琴棋书画、花鸟鱼虫，体现的是求精致、重品质、讲安逸、会休闲的生活特点。临安文化的这种生活化与世俗化，早已融入今日杭州人的生活观念当中。
第三部分 杭州成为“生活品质之城”
今天的杭州将“生活品质之城”作为自己的城市品牌，是因为今日的杭州市、今日的杭州人与南宋的临安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因此，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就必须传承南宋的古都遗产，弘扬南宋的优秀文化，不断充实南宋有益的精神内涵，以此全面提升杭州的经济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和环境生活品质，让今日的杭州人生活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一）传承南宋“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提升杭州的经济生活品质 南宋经济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较高水平，主要是“富民”思想和“经世致用”精神所致。南宋经济是农商并重、求真务实的经济。浙东事功学派立足现实，注重实用，讲究履践，强调经世，突破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和“厚本抑末”的国策。他们主张“农商并重”，倡导轻徭薄赋，通过与民休息、藏富于民，最后达到民富国强。南宋的统治者逐渐接受这些主张，改变“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思想，确立“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经济活动。同时，南宋经济也是多元交融、开放兼容的经济，是士、农、工、商多种经济成分相互渗透的经济，是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多元创业的经济，是中原经济与江南经济相互结合的经济，是中外交流交换交融的经济。因此，南宋的经济繁荣，是创新、创造、创业的结果。 今日杭州，要保持城市综合竞争实力在全国的领先优势，不断提升经济生活品质，就应当吸收“富民”思想的合理内核，秉承“经世致用”和“开放兼容”的精神，坚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并重，推进“和谐创业”，实现内生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应当走前列、干实事、求实效，开拓创新，将儒商文化融入经济建设中去，放心、放手、放胆、放开发展民营经济，走出具有杭州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就应当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提高杭州的经济国际化程度，把杭州建设成为21世纪的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享誉国际的历史文化名城、创业与生活完美结合的国际化“生活品质之城”。 （二）挖掘南宋“精致开放”的文化特色，提升杭州的文化生活品质 “精致和谐、大气开放”，是杭州城市人文的最大特色。而最能够体现这种特色的，还是南宋文化。南宋时期，临安出现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南宋文化与海外文化的大交流。多民族的开放融合、多元文化的和谐交融，使南宋的经济繁荣通过南宋文化深深地融入临安人的生活，使杭城呈现出精致精美。农业生产更加精耕细作，手工业产品更加精致精细，工艺产品更加精美绝伦，饮食菜肴更加细腻味美，园林建筑更加巧夺天工，诗词书画更加异彩纷呈。南宋临安的“多元开放”气魄与“精致精美”特色的相互渗透，使杭州的城市发展达到极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会。 深入挖掘南宋积淀的、至今仍在发挥重要影响的文化资源，集中到一点，就是“精致和谐”、“多元开放”。这既是对杭州历史文化的高度提炼，也是杭州市委、市府在新世纪新阶段，立足现实，谋划未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思维的结果。针对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国内外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杭州要重振南宋文化所反映的中华文明，做到传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唯有以“精致开放”的人文精神来增强杭州人的自豪感、自信心、进取心、凝聚力，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更宽的胸怀和视野、更大的气魄和手笔、更强的决心和力度，再创新的辉煌。 （三）借鉴南宋“寒门入仕”的宽宏政策，提升杭州的政治生活品质 宋代打破以往只有官僚贵族阶层才可以入仕参政的身份屏障，实行“崇尚文治”的政策，以宽松、宽容的态度对待文人士大夫。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拥有了敢于说话、敢于思考、敢于创造的空间。同时开辟的“寒门入仕”通道，使中小地主、工商阶层、平民百姓出身的知识分子得以通过科举入仕参政。士农工商成为各级官僚的重要来源，一大批有才华、有抱负、懂政治、关心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治国从政，为两宋政权的巩固，为两宋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人才支撑和政治文化支撑。 南宋“崇文优士”的国策和“寒门入仕”、网罗人才的做法，对于正在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杭州，提供着有益的借鉴。不断巩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形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有序参与、依法治市的政治局面，我们应当借鉴南宋“尊重文士、重用文臣”的做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营造“凭劳动赢得尊重、让知识成为财富、为人才搭建舞台、以创造带来辉煌”的氛围，以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以一流人才创造一流业绩，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真正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待遇留人，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人才和爱护人才，将政治素质好和业务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大胆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我们应当借鉴南宋“寒门入仕”、广开言路的做法，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坚持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按照“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要求，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不断完善专家决策咨询制度，建立有关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真心实意地听取各方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全心全意地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我们要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自觉地把提高生活品质作为杭州未来发展的根本导向和总体目标，贯彻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推进杭州又好又快地发展。 （四）弘扬南宋“体恤民生”的仁义之举，提升杭州的社会生活品质 两宋统治集团倡导“儒术治国”，信奉儒家的济世精神。南宋理学的发展和繁荣，使新儒家的“仁义”学说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与效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下，两宋社会逐步形成了“农商并重”的格局，“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较宋以前相对平等；“不杀上书言事者”，士大夫的思想言论较宋以前相对自由；农民与地主、雇工与手工业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宋以前相对松弛；各类人群较宋以前有了更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两宋的社会福利，在不同时期名称不同，救助对象有所差异，却一直发挥着救助“鳏寡孤独老幼病残”的作用；施粥、赈谷、赈银、赈贷、安辑和募军等措施，对缓解灾荒造成的严重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两宋320年的历史，尽管内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外有契丹（辽）、西夏、吐蕃、金、蒙古等政权的周边威胁，百姓负担甚至比前代沉重得多，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少于前代。这与当时人们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社会保障受到重视不无关系。 南宋社会“关注民生”、“同情民苦”的仁义之举，尤其是针对不同人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长期的历史任务和重大的现实课题，建设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就是落实“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让人民检验”的理念。为此，要始终坚持把老百姓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以群众利益为第一追求，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树立起“亲民党委”、“民本政府”的良好形象。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关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关注本地居民和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关注全体市民整体提高生活品质，特别是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明显改善生活品质。要始终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安危冷暖、生老病死放在心上，让老百姓能就业、有保障，行得便捷、住得宽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办得了事、办得好事，拥有安全感、安居又乐业，让全体市民共创生活品质、共享品质生活。 （五）整合南宋“安逸闲适”的环境资源，提升杭州的环境生活品质 杭州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环境，经过南宋百多年来“固江堤、疏西湖、治内河、凿新井”、“建宫城、造御街、设瓦子、引百戏”等，形成都城“左江（钱塘江）右湖（西湖）、内河（市区河道）外河（京杭运河）”的格局。杭州的生态环境因此大为改观，杭州的旅游资源因此极大丰富。南宋为我们留下了“古都”的“金字招牌”，还有“安逸”的休闲氛围。在“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环境里，集中了江、河、湖、溪与西湖群山，出现了大批的观光游览景点，形成了著名的“西湖十景”。沿湖、沿河、沿街的茶肆酒楼，生意兴隆；大街小巷的宾馆旅店，热情迎接四海游人。古往今来，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在这里纵情山水，赏花品茗，过着“高贵奢华”的休闲生活；文人墨客在这里交接士朋，寄情适趣，热衷“高雅脱俗”的休闲生活；普通百姓也会带妻携子在这里泛舟游湖，享受“人伦亲情”的山水之乐。 今天的杭州人讲究生活质量，追求生活品质，可以从南宋临安人闲情逸致的生活态度中找到印迹。今天的杭州正在进行的新城建设、老城更新、环境保护、街区改善等，可以从南宋临安治理“左江右湖、内河外河”和建设皇城街坊、园林建筑中得到有益启示。杭州要打造“东方休闲之都”，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建设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就必须重振“南宋古都”品牌，充分挖掘南宋文化遗产，珍惜杭州为数不多的地上南宋遗迹，就必须综合保护“西湖”、“西溪”、“运河”、“市区河道”，有机更新“南宋御街”——中山路，以展示自南宋以来的传统商业文化；保护与利用南宋“八卦田”景区，以展示南宋皇帝“与民同耕”的怀古场景；保护与利用南宋官窑遗址，以展示南宋物产的精致与精美；保护与利用南宋皇城遗址和太庙遗址，以展示南宋京城的繁荣与辉煌。进入21世纪的杭州，不但要保护好、利用好“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西湖时代”，更要以“多元开放”的宏大气魄，努力建设“一主三副六组团六条生态带”的大都市格局，形成“一江春水穿城过”的“钱塘江时代”，实现千年古都神韵的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大都市风采的文化新城的同城辉映。 |
